一句話,再次讓所有人的視線聚集到了會議室後麵的常浩南身上。

隻不過這一次,他已經幾乎感受不到眾人目光中的懷疑了。

清了清嗓子之後,常浩南說出了自己的具體計劃:

“現在我們麵對的風險主要來自於,不確定計算機模擬出來的結果與現實情況差距有多大,因此完全可以分兩步進行驗證。”

“副翼效率的計算本質上是一種流場分析,所以我們首先選擇一個確保試飛安全的工況,比如1.2倍音速、10°仰角,然後由我來計算出這種情況下機翼表麵的流場分布,然後進行一次試飛。”

“如果這一次試飛得到的結果和計算結果的吻合度符合要求,說明計算結果的精度沒有問題,下一步就可以激進一些,直接在發生副翼反效的工況點附近進行試飛”

這個想法其實還是受到了之前603所的啟發,後者在驗證主動顫振控製技術時,也是用類似的方式分成兩個步驟,在加快驗證進度的同時把風險控製在了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當然,說是可以接受,但終究是不如最保守的逐次逼近法穩妥,還是需要身為總設計師的楊奉畑承受一定壓力的。

這邊常浩南的話音剛落,旁邊不遠處就有一個看上去很年輕的工程師開口詢問道:

“這個辦法在理論上確實可行,但是你的第一步,驗證你計算出的帶彈狀態下機翼上表麵的流場情況,應該如何進行?”

由於90年代的傳感器技術還不夠先進,所以很難實時測量整個機翼表麵的流場分布情況,很多時候都需要通過試飛員的主觀感受進行判斷。

風洞模型倒是可以,但還原度終究不能跟試飛相比。

隻不過這個問題甚至沒需要常浩南回答。

“趙工程師剛加入工作兩年,所以有些事情可能還了解得不多,咱們601所倒是早就有解決這類問題的經驗。”

這次開口替常浩南解釋的竟然是那位老工程師徐進。

實際上他對於數字化設計本身並沒有什麼偏見,畢竟搞飛機設計的人不可能真是什麼老古董,隻是單純覺得林示寬他們幾個人光燒錢不乾事而已。

因此他在剛剛看到常浩南帶來的報告之後,就非常好奇對方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之前搞殲8B的時候,顧委員就是靠著在機身上貼毛線觀察機身表麵的氣流情況,解決了困擾我們很長時間的抖振問題,現在完全可以再用一次一樣的辦法。”

院士這個稱呼是1993年10月才開始出現的,此前一直叫做學部委員,因此年紀比較大的人一時間改不過來也很正常。

常浩南看了看不遠處滿臉期待的徐進,笑著繼續補充道:

“徐工程師說的沒錯,可以在機翼表麵選幾個有代表性的點位貼上毛線,再找一架雙座飛機在旁邊伴飛,這樣就能很直觀地觀察到對應位置的氣流情況,等試飛結束之後再跟我的計算結果進行對比就能得出結論了。”

而認可這個思路的自然也不隻有徐進一個人。

“分成兩個步驟……這個思路倒是跟鎬京那邊前段時間申報的那個先進成果有點像來著……”

眼見會議室裡已經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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