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移忠作孝，誣良為盜

國子監祭酒陶大臨埋著頭，借著申時行擋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這一輪秋講，總是這樣不好好上課，問些敏感問題。

這一堂課講的是《孟子》，論的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本身很簡單，沒什麽爭論的餘地，反而是政治意義更多一些。

如今講課的內容和進度，都是日講官排的，具體審核跟釋意，則是兩位閣臣親自過目。

今日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陳棟丶吏部右侍郎溫純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是在為皇帝親政壯勢，以及做禮法上的鋪墊。

無後為大嘛。

皇帝十二歲了，完全是一個可以婚配的年紀了。

如果要選妃，提前個一年多，十四歲大婚，那麽開年就該下旨開始準備了。

如果急著親政，那麽宮裡那位李春芳的孫女，也不是不行。

至於說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陳棟和溫純的意思很明確，舜尚且可以為了留後，隱瞞父母，那麽陛下為了留後，做些權變，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張居正說的「禮之權也」。

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經筵官範圍內的政治表態。

首輔張居正見到陳棟和溫純這個排課之後，也沒提什麽意見，順水推舟得把課端了上來。

同樣是一副支持的樣子。

按理來說，如此君臣和諧，皇帝意會了，就該感動一番，賞賜點什麽東西表表態，然後回去好好想想什麽時候大婚才是。

結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轉進到了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上——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臨撓了撓手背，隻感覺渾身有些刺癢。

不然怎麽說非得閣老出麵，才能回答皇帝的問題。

這種涉及儒門根基，國朝本源的事情，他們這些人怎麽敢跟皇帝多說一個字？

但凡說錯一句話，就是身敗名裂的下場。

朱翊鈞的目光，掃過一眾經筵官。

將眾人各異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後才落在麵色為難的張居正身上。

張居正為什麽這麽為難，朱翊鈞自然知道，否則他也不會這樣單刀直入地問出來了。

這話明著聽來，似乎並不敏感。

畢竟這是一個千年以來的政治正確。

自漢往後，曆朝曆代，都是如此自我標榜的。

遠的說三國誌，鮑勳上疏一口一個「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後的隋書，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之。」

舊唐書上，李渤陳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說了，易簡前丶劉安世丶李秉常丶崔敬傳，白紙黑字，動輒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這個說法都很是常見。

當初給兩宮上徽號的時候，禮部行文都還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聖母徽號在邇。」

對於正統王朝而言，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聖金衣。

也隻有司馬家看到這幾個字，才會節目效果十足。

否則，他朱翊鈞，為何整天被稱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為這個問題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來源，所以，向來是不允許討論的。

其中最為敏感的地方，就在於，儒家體係中，皇帝是什麽時候占據了「孝」頂點的生態位？

那就是自大一統之後！這是一次正統儒學的嬗變！

大一統之前的儒家，還很純粹。

孟子曾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子亦曾雲，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君對我好，我才會對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彆怪我誅獨夫了——這就是朱翊鈞此前考成學業，請人觀禮的內容。

但自漢以後，這種後天形成的雙向義務，逐漸演變成了天然的單向義務。

也就是所謂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這種臣子對君主絕對忠誠的概念，儒家是沒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辯經。

儒家沒有，法家有啊。

六經注我，經學必備——於是董仲舒便將法家的這一套，縫合進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稱之為移孝作忠。

經學概念裡，稱其為外儒內法。

治國框架中，則稱其為家國同構。

孝子必出忠臣嘛。

稱號是對權力的追認，同時又進一步加強其正當性，君父一詞，尤是如此。

縫合的儒學，主要是為了解釋皇帝統率天下的合法性來源，不是真的來搞哲學思辨的。

理所當然地，這事也就失去了討論的餘地。

要是深究這個問題，是不是在質疑皇權？

朝官至多用用短語，從不會討論這方麵的經義。

所以皇帝問出這個問題之後，何洛文仰頭看著房梁，陶大臨縮在申時行身後，馬自強左顧右盼。

而直麵這個問題的張居正，更是麵色陰晴不定。

首輔張先生，現在很想說一句，孩子，為了你好，彆問了彆問了。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

張居正萬分謹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語。

過了好半晌，他才緩緩開口：「陛下，國朝陰騭下民，覆幬無極，乃以家始，體而推之，是有萬民親親。」

「陛下為國朝君父，內節皇親，外施百姓，垂衣禦宇，仁覃草木。」

「今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

「陛下，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

陛下，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你管誰都是管兒子，皇帝的恩澤，對誰都是父親的厚愛，當然是孝治天下。

張居正說得很謹慎，點到為止。

朱翊鈞恍然道：「難怪國君稱之為君父……」

張居正見這模樣，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說虎狼之話了。

顯然是有備而來。

他隻好聚精會神，認真以待——起居郎在後麵站著也就罷了，誰也不知道小皇帝會把哪堂課的內容，貼到新報上去。

張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畢竟又是傳王世貞入京，又是考成學業，請大儒們觀禮。

實在明顯。

當初他與高拱初入內閣時，就做過一般無二的事。

彼時徐階丶李春芳丶趙貞吉三人尊奉陽明學派，利用執政權力，到處推傳。

甚至親自主持講學，召集朝廷丶地方官員都來聽講，網羅門徒。

所謂「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知實學」，「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無視天下百姓的困苦貧窮，卻整天沉溺於討論那些微妙丶精深但對解決現實問題幫助不大的學說。

而高拱與他，雖麵上自詡為儒臣，口頭上仍念著孔孟之道，但實際上卻推崇法家。

隨後，二人便擷取吸收丶甄彆選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建立了一套變革理論。

尤其是高拱，精力旺盛，產出極為龐大，《春秋正旨》丶《問辯錄》丶《日進直講》丶《本語》。

左打程朱，揭露其對《春秋》的穿鑿曲解，「未需分理，務強探力索，故不免強不知為知」

右踢陽明，嗤其為空虛無據，「徒為空中之樓閣，而卒無所有於身心。」

而後更是借史論事，聯係政治現實問題，以及叢積時弊，進而探求解決之法，最後得出革故鼎新的結論——「法以時遷」，「更法以趨時」。

這一場整肅學風，通過著書立說的方式，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風氣。

再以內閣開會，批判徐階丶李春芳丶趙貞吉三人作為象徵，撥亂反正。

最後通過先帝諭批的形式，嚴飭各級官府，禁止官員們再主持或參加講學，奠定勝局。

這就是新黨建立的基礎。

張居正與高拱親手建立的新黨，對皇帝如今的動作，實在太熟悉了。

這一次次學業考成，一場場經筵問答，屆時到了王世貞手裡，恐怕就是一本《經筵錄》。

其目的在他張居正麵前，簡直無所遁形。

但首輔先生隻能看到手段，卻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戲，實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輕重，矯枉過正——外儒內法這種事，他不願挑破。

可惜，朱翊鈞卻不這麽想。

他直勾勾看著張居正，繼續追問道：「先生，既然國君身為君父，何以改朝換代？」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既然是君父，那還沒聽過兒子殺了父親就能自己當爹的。

所以，改朝換代後，後朝憑什麽能得到承認呢？

如果是因為無道，那父親無道就能誅殺麽？

說不通呀，先生。

其實這話，本身不難回答，但對外儒內法的張居正來說，卻很難回答。

因為這在儒家的框架內，又要繞回到天命上去了。

君父之下，無人能約束，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換個君父自然很正常。

居於孝道頂點的皇帝，頭上隻有一個張居正不願意拿出來說的天命。

皇帝的表達的意思，在張居正心中，也立刻清晰了起來——隨著天人感應的落魄，移孝作忠，解釋不清楚的事越來越多了，過時的東西，換一個罷。

張居正張了張嘴，又再度閉上。

朱翊鈞則是靜靜看著自家先生，等著張居正的回答。

移孝作忠，在前漢，自然是進步的一麵更多。

可惜，到了魏晉，這一套就滿是裂痕。

到了如今，或者說，在陽明心學誕生之後，這一套更是被徹底解構。

如今的士大夫，講究的是什麽？

是明心見性的自由！

是隨心所欲的本真！

什麽君父？乾成這個逼樣，狗屎！

士林的風潮如此，越是年輕，越不吃這一套。

不僅眼中沒什麽君父，甚至有時還會起逆反作用——泰州學派對於解構皇帝權力的來源，非常感興趣。

朱翊鈞如今為什麽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認可？

因為他是君父嗎？如果是的話，那前身就不會被壓製十年，卻沒能被忠誠孝子擁護親政了。

是故，不是朱翊鈞要放棄移孝作忠。

而是已經被時代放棄的東西，沒必要貼在臉上了。

反而隻會耽擱新生事物的出現。

現實與理論的差距過大，會愈發消磨皇朝的正統性。

既然如此，那就得不破不立。

無論是如今的新報中，太祖皇帝奮自布衣，戡定禍亂，用夏變夷的傳奇故事。

還是經筵中朱翊鈞竭力表現的經學造詣。

亦或者現下逐漸充盈的國庫，日益澄清的吏治。

都是在給淘換老舊經義鋪路，免得到時候動蕩過大。

自己跟李贄做了這麽久的鋪墊，王世貞的文會日期業已定好。

辯經的大事將出，自然要先在內部統一思想。

朱翊鈞今日將房間裡這頭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