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田信長的路線注定失敗，他看起來給了農戶活路，隻收三分之一的年供，又給了足輕活路，大力提高了足輕的待遇，以此來代替武士階級對武力的掌控，這兩條腿走路的辦法，給了他強橫的軍隊、充足的糧餉，和數次突破包圍網的軍事奇跡。

但卻做不到一點，那就是將軍事成為政治的延伸，無法收束暴力，他手中的暴力，仍然是無序的。

織田信長做過無數次的嘗試，他修建安土城，代替京都成為政治中心，讓自己成為實際上的倭國天皇，也就是天下人，進而布武天下，他的一步步都是在不斷的推高軍事的重要性，反而讓軍事成為政治的延伸，越發的困難。

壓艙石當然要足夠重，才能讓大船穩定的航行，而不會被大風和大浪掀翻，但不斷擴大的壓艙石，最終會讓倭國走上一條窮途末路，那就是窮兵黷武。

無論是織田信長，還是他的繼任者，都會陷入這個困境，最後不得不繞回原來的路徑，成立幕府，地方自治。

倭國現在的亂象，其實中原也曾經曆過，那就是唐末藩鎮割據的五代十國，那是個黑暗的時代，晚唐五代十國，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話，那就是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

秩序？哪來的秩序？有的隻有殺戮，看似意氣風發的一句話，其實背後是對失序的無限推崇，似乎隻要失序就可以成為人上人，但其實失序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是朝不保夕的受害者。

說出這句話的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在接連戰敗下，兵強馬壯的優勢儘失，最終被石敬瑭的晉軍所殺。

五代十國的底層武夫結成了利益同盟，威逼他們上官和武將，逼迫上官養寇自重，或者乾脆謀反，這些底層武夫們不僅殺不肯配合的文官，連不願意入夥的低級武將，甚至是節度使一樣被殺，所謂的‘下克上’是常態。

自黃巢攻破長安，天下失序之後，到柴榮奪取了淮南，有鯨吞天下之勢的時候，被手下兵變所殺的節度使共有十七人，薛能、支祥、高潯、李可舉、朱玫、高駢、王重榮、李克恭、劉建鋒、王珙等等。

在晚唐五代十國那個年代裡，下克上蔚然成風，就連節度使，一方藩鎮這樣的當家人都是如此朝不保夕，可想而知百姓們是何等的淒涼。

誠然這種武德充沛帶來的就是軍隊的戰鬥力，達到了曆朝曆代的巔峰，職業化的軍隊，士氣高昂而且作戰凶猛，步兵克重騎這種打法，在其他時間隻有精銳才能做到的事，在五代十國，比比皆是。

代價呢？代價就是中原丟掉了燕雲十六州，為了出頭，任何東西都可以出賣，為了當天子，連兒皇帝也在所不惜。

代價就是這些軍兵們，會把他們經過的一切地方吞噬，暴力完全失控的模樣，就是五代十國，這些牙兵沒有任何道德可言，生靈塗炭。

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沒有任何一點點的美好可言。

直到柴榮進入了淮南，有席卷天下的事態，軍事被納入政治的延伸，就成為了最大的政治正確，趙匡胤終於將其徹底收束，才算是總結了五代十國的亂象，暴力終於從完全失控，變得可控。

趙匡胤死後，他的弟弟，驢車戰神趙光義，接連的戰敗，隻能走向興文匽武。

兩宋的黨爭基本圍繞著趙匡胤主張的革故鼎新和趙光義主張的祖宗成法之間展開，但凡是變法革新，就會伴隨著強軍，但凡是守舊反攻倒算，都伴隨著重文輕武。

兩宋的暗弱，大宋隻能興文匽武的罪責，是趙光義導致的，他戰敗後，太害怕被人武力伐上，取代位置。

隨著時間的流逝，承平日久，人們逐漸忘記了暴力完全失控的恐怖，進而就無法理解和體會趙匡胤的價值了，但大明也有類似的顧慮和擔憂，那就是客兵的安置。

即便是以客兵起家的戚繼光，都反對裁撤軍屯衛所，並且要維係軍屯衛所的力量，組建京營的方式來強軍，為的就是防止暴力的失序，將暴力仍然納入秩序的範圍之下。

上報天子，是曆朝曆代練兵都會喊的口號，但下救黔首，軍隊對黔首有拯救義務，到明末時，隻有戚繼光這一家。

現在的倭國就處於暴力完全失控的狀態，而織田信長給足輕極高的待遇，得到了強橫的軍力的同時，意味著暴力進一步的失控和道德的淪喪，織田信長也好、豐臣秀吉也罷，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下克上就是必然，而且會泛化，隻能化身為戰爭機器，不斷的發動戰爭，最終在戰爭中毀滅自己。

這就是徐渭對倭國眼下態勢的分析。

中原的曆史很長很長，很多事情，都是付出了數以千萬計的人，用流血犧牲才換來的教訓。

織田信長要查清楚自己身邊的內鬼是誰，沒有發動戰爭，而毛利輝元卻派出了叔父進攻，與此同時，他聯袂幾個大名，準備繼續對織田信長聯合絞殺，這可能是一場漫長的戰爭，但大明又可以賣火器和火藥了！

火器是暴利，尤其是戰區。

徐渭的奏疏走水路抵達了完全解凍的渤海灣，大明皇帝在次日就收到了徐渭的奏疏，與其說是奏疏，不如說是東征見聞，其中的寶鈔卷，對大明極為有益，厚厚的六卷書，讓朱翊鈞愛不釋手。

“織田信長和毛利輝元誰贏誰輸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明會贏。”朱翊鈞看完了徐渭的奏疏，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