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過了加征奢侈稅，比如之前一兩印泥作價20兩白銀，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繳納六錢七分銀的稅錢，而現在加稅到了30%，就要納稅六兩的稅錢。

這種稅是一種特彆稅，商品的目錄非常明確。

而且收稅並不是去坐商手裡收稅，而是在街道的兩側，設立稽稅房，專門厘清稅款。

用儘心機和手段，其實也可以逃避，但你手裡的東西，是真是假，那就沒人去證明了。

奢侈品的本質就是浪費，浪費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稅，沒有稅票，你手裡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會默認為假，那麼奢侈品最大的交換價值和情緒價值就蕩然無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樣的蜀錦川鍛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樣，花費了重金，結果因為缺少了認證，換來的隻有嘲笑，而不是羨慕的目光和誇讚。

拜金錢教，認為金錢是無所不能的，這本質上是對勞動產生價值的否定，否定勞動價值論，就是否定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最終的結果就是大明整個社會，由上到下的整體失活。

大明已經進入了兼無可兼，並無可並的地步，靠著個人的努力，辛勤的勞動甚至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錢教進一步蔓延，那麼大明整體失活，朝廷係統性失靈，就已經不遠了。

個人努力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嗎？朱翊鈞說不好，但他已經在儘量做了，讓個人的努力有所回報，勞有所得。

朱翊鈞對於加稅十分謹慎，十二年的時間，他就加稅了兩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稅，這個稅在民間被稱之為叛逃稅，背叛大明、逃離大明，交了錢就可以自由離開的稅，帶有十分明確的貶義，第二個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稅了。

其實除了這兩個加稅，還有一個也是加稅，那就是在鬆江府試行的一條鞭法。

這也是閻士選下定決心離開上海縣的原因，閻士選不是申時行、姚光啟這樣的天上人，麵對一定會矛盾衝突更加激烈的局麵，閻士選隻能逃避。

朱翊鈞從來不認為閻士選的逃避是可恥的行為，一如當初王之誥選擇了離開文華殿，不敢繼續走下去。

逃避並不可恥，因為官場就是如此的殘酷，你朝中無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過火焰山，連個遮陰的地方都沒有，而顯然一條鞭法的試行，就是三伏天過火焰山一樣的危局。

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就是將種類繁多的徭役和雜稅合並起來，一條編，折算為銀兩納稅；要解決的是大明財稅製度的不完整，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間遺留的頑疾；要解決的是從實物稅轉向貨幣稅；

而且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百姓負擔過重的問題，鬆江孫氏孫克弘說的很明白，一條鞭法就是加稅，但一條鞭法執行的越到位，越徹底，百姓的負擔就會越輕。

越加稅，百姓的負擔越輕，就像是越加稅越能抑製兼並一樣，是個悖論，但在大明特殊的國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間定田賦三十稅一之後，大明田賦看起來很低很低，但其實自洪武年間就存在一個運費的問題，那時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運到縣城或者府衙，這幾十裡路，上百裡路的糧食轉運，需要多少糧食浪費？從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後來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征發勞役，運費的問題，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換成白銀就簡單多了。

大明每年從南衙取400萬石的漕糧，南衙地方很多官員，都是帶著白銀到鬆江府，直接購買舶來糧，糧食連船都不下，直接入京，這樣一來，地方衙門也卸下了沉重的運費負擔，當然這個錢，四差銀、丁徭銀，還是要收的，隻不過都落到了地方衙門的口袋裡。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運行邏輯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隻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統治工具，而大明的統治階級非常明確，世襲官和官選官，和誕生官選官的鄉賢縉紳、勢要豪右。

而國朝這個工具，既可以撈取利益，也可以確保自己的社會地位。

一條鞭法，就是要動勢要豪右、地方衙門的蛋糕，是統治階級的內訌，這種程度的矛盾和衝突，閻士選選擇離開，是審時度勢，也是無奈，他閻士選要是王崇古的族黨，而不是普通的晉黨，他也敢在上海縣戰鬥到最後一刻！

“閻士選的逃避並不可恥，因為他是在知道了姚光啟來到了上海縣後，才選擇了離開，這也是一種負責。”朱翊鈞親自給閻士選寫了一封信，勉勵他到了杭州府後要好好乾，隨著書信一起送到的，還有剛剛印出來的《官場紀實：從入門到權傾一方》。

這是肯定，也是勉勵，相比較鬆江府這個第一戰場，浙江這個第二戰場同樣重要，浙撫朱紈、李天寵、胡宗憲先後在浙撫的位置上，因為平倭而死，無論是嚴黨還是清流，在嘉靖年間，隻要平倭，都要死。

所以，閻士選到杭州做知府，也不能放鬆警惕。

閻士選不是不負責任，姚光啟早就做出了選擇，海帶大王這個諢號，就注定了姚光啟隻能在堅持為百姓謀利這套路上走下去，沒有任何彆的選擇了，姚光啟臉上有道疤，那是他為保護百姓利益的功勳章。

“陛下，歸化城來的奏疏和遊學劄記。”馮保呈送了另外幾本奏疏。

朱翊鈞收到了林輔成、李贄的第二份草原遊學劄記，這份劄記，依舊膽大包天，不過膽大包天不是指責國朝失去了靈魂，而是行為過於大膽了。

討論的內容，仍然是宗教對人的異化。

林輔成一行人順利抵達了歸化城，綏遠布政使以極高的規格接待了他們，三娘子也委婉的表示，希望林輔成和李贄能說點好話，三娘子作為大明冊封的一品忠順夫人，對於黃公子的身份還是十分了解的。

三娘子清楚的知道，林輔成他們這趟遊學的收獲，都會直達天聽，自然不敢怠慢。

但是林輔成依舊批評了歸化城，批評了歸化城的宗教，多少有點給臉不要臉了。

歸化城附近有個喇嘛廟，香火極為鼎盛，每到三月初三，都要召開法會，林輔成和李贄這才了解到，三月初三的法會是普遍存在的，就是春暖花開，河流解凍的時候召開。

草原上的春天比內地要晚很多，三月初三，正是最忙碌的時候。

草原的法會很有問題！因為影響到了草原的春耕，人都跑去參加法會了，結果就是春耕被耽誤。

在大明，春蠶要吐絲的時候，哪怕是縣太爺下鄉，都不能鳴鑼開道，因為春蠶受到驚嚇，不會吐絲，甚至驚厥而亡；在大明，老牛下了小牛犢，所有人都要輕手輕腳，衙門要遣衙役上門道喜，並且記錄在案；

大明律明確規定，在一月到三月，任何衙門無故不得征發勞役，除非有聖旨，但皇帝一般為了避免被罵，這種聖旨輕易是不會下的。

在收割麥子的五月，縣學裡的童生，都會放假，就是收麥。

是保生產還是保禮法？大明選擇是非常明確的，兩百餘年也沒變過，那就是保生產。

但是草原不這樣，歸化城的喇嘛廟吹吹打打，法會要進行半個月之久，幾乎所有的青壯年都要前往。

林輔成直接化身為了大噴子，跑到了人家喇嘛廟裡鬨事，在法會上，大放厥詞，怒噴這些大喇嘛不乾人事，大喇嘛被罵了半天，最終還是不敢還嘴，選擇了解散法會，讓壯丁回家春忙。

大喇嘛本來想罵回去的，甚至發動僧兵把這個林輔成的嘴給縫上，讀書人罵街，那可比潑婦罵街要狠得多，因為很多時候，大喇嘛們根本聽不懂罵的什麼，就知道很臟。

但是大喇嘛們看著陳末這些緹騎們默默架起了虎蹲炮，立刻清醒了起來，選擇了認慫。

佛法擋不住弓箭，也擋不住火器，陳末領到的皇命就是保護這幫遊學士子的安全，這個遊學團無論犯什麼錯，也隻有陛下可以審判。

草原的春耕，除了種牧草以外，就是剪羊毛，這都是必須要在這個時節做完的事兒，否則羊毛會在春風之下自然脫落，吹得哪裡都是，隻有小孩和婦女，是乾不完這些活兒的。

而牧草因為栽種過晚，正好無法供應小羊羔出生前和出生後母羊那堪稱恐怖的食量。

林輔成覺得草原人瘋了，一年之際在於春，這麼重要的時間，搞什麼法會！佛祖能給吃給穿給用嗎！簡直是胡鬨！

林輔成完全就是情緒輸出，怎麼罵的難聽怎麼來，而李贄則探討了其中的原因。

李贄是以唐代詩人李約的《觀祈雨》一詩為開頭。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久旱無雨，桑樹長不出葉子，土地皸裂，風一吹塵土飛揚，土地好像要生煙燃燒一樣；人們敲鑼打鼓的來到了龍王廟前祈雨。

而朱門之內的富貴人家，仍在觀賞歌舞，聽聞有人到龍王廟祈雨，擔心春天的陰雨綿綿，使管弦樂器受潮，無法發出美妙的聲音。

所處的立場不同，看待問題則不同，在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的乾旱之下，百姓們隻希望普降甘霖，而富貴人家，則完全不必擔憂乾旱造成的影響，他們更加關切管弦樂器會不會受潮。

草原上普遍上存在的三月初三的法會，也是如此。

支持喇嘛們舉辦這樣法會的貴族們，其實不必擔心羊毛的損耗，不必擔心羊羔營養不良，也不必擔心羊羔因為母羊奶量不足而餓死，因為到他們手裡的財貨不會減少，大不了再苦一苦窮民苦力，罵名喇嘛來擔。

林輔成大鬨水陸法會之後，三娘子專門上了道奏疏陳情。

三娘子的奏疏解釋了為何要在春忙的時候，召開法會。其實就是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因為身處其中，習以為常，沒覺得有什麼問題，直到有人點出來問題後，才懊惱無比，如此簡單的道理，之前卻沒人注意到或者沒人提及。

皇帝的新衣裡，隻有那個童言無忌的孩子指出了皇帝沒穿衣服，草原上不是沒有聰明人，不是沒人看出問題，而是不願意多管閒事，窮民苦力們有再大的怨言，也傳不到三娘子的耳朵裡。

三娘子也是草原上的統治階級，上情下達這個亙古以來的難題，在草原也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