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章 暴力未曾失控所以不是兵變(1 / 1)

有些人阿諛奉承的馬屁話聽多了,就會覺得自己‘金瞳翠羽與凡殊’,就是和普通的凡人不同。

朕與凡殊,是當初有人在評斷朱祁鎮在土木堡之戰中,‘駐陛欲決戰’這個決策的根本動機。

我不知兵,但我就是覺得我這麼做是對的,我就要這麼做。

最終自己被瓦剌人俘虜,大明京營潰散,大明五十二位高級文官、十六位武將陣亡,包括英國公張輔、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內閣首輔曹鼐等全部以身殉國。

土木堡之變是因為朱祁鎮個人決策失誤,導致的悲劇,這個悲劇蔓延到了整個大明,流毒無窮。

林輔成和李贄因為皇帝的真實存在,不敢過分討論權力對人的異化,而是將其分散到了宗教、金錢之中,但他們還是告訴了皇帝,異化的最後結果就是:我認為我自己,相比較凡人是特殊的存在。

朱翊鈞當初因為炎症風暴,重病垂危的時候,想過讓解刳院把自己解刳了,以此來確定皇帝和所有人一樣,沒有什麼特殊的。

“馬文英是條漢子,從來沒有想過要逃避責任。”朱翊鈞注意到了馬文英這四個把總,都是好漢!

評價一個人不能隻看他說什麼,大明朝官個個都是士大夫,說話都好聽,大道理一籮筐,民為邦本,喊得震天響,可他們做的事可不好看,評價一個人,一定要看他在做什麼。

馬文英從頭到尾,都沒有逃避過哪怕一次責任,無論是自縛在永昌門,還是在牢房裡自縊,亦或者是打開城門投降,馬文英獨自出城。

這都是馬文英做的事兒,朱翊鈞佩服他,是條鐵打的漢子。

說話好聽管個屁用,做的事好看才行。

“還是象征性的處罰一下比較好,畢竟是鬨餉。”張居正思索了片刻說道:“不如流放倭國吧。”

“確定是懲罰嗎?”王崇古立刻開口說道:“馬文英流放倭國?他巴不得跑到長崎總督府殺倭寇呢…”

如果讓馬文英,或者說浙江九營所有軍兵選一個,是出巡抗汛,還是到長崎滅倭,九成的軍兵都會選後者,張居正這偏心也太明顯了些。

“那王次輔找個辦法來,總不能發動了兵變,一點處罰沒有吧。”張居正兩手一攤說道:“那王次輔給個懲罰?”

“好像也沒什麼能罰的,就流放長崎總督府充軍吧。”王崇古盤算了下,還是認同了張居正說的辦法。

馬文英作為罪首,不能再留在浙江,原因也很簡單,他是兵變的頭目,他的存在會讓浙江地麵始終存在兵變的可能,為了地方的穩定度,也要讓馬文英離開。

“不如這樣吧,這九個營進行一次遴選,選鋒四千五百人換防至長崎總督府,補充長崎兵力,同樣驗證海漕總督王宗沐、吏部尚書梁夢龍所言保障海外補給之事。”王崇古提出了一個建議。

浙江九營這4.5萬人,不都是少壯,有些已經老弱,畢竟浙江抗倭,已經是嘉靖四十年以前的事兒了,選鋒4500人,增派到長崎總督府,就是在一點點鍛煉隊伍,增強大明在海外的部署能力。

“好。”朱翊鈞對這個想法非常認可,這進一步增加了地方的穩定度,同時也讓這些銳卒們有用武之地,壯誌未酬身先死,或許就是這些軍兵們最大的遺憾,同樣,也可以有效的減少陰謀論。

馬文英、楊廷用、張文遠、楊誌這四位把總單獨去了長崎,很容易被喜歡胡說八道的筆杆子們,寫成皇帝要借刀殺人,借倭寇的手殺死不服從管教,鬨出兵變的把總們。

但是把總們走還帶著了4500人,那誰殺誰,就不一定了,筆杆子也無法如此陰謀論了。

整件事看下來,王崇古說不出將馬文英斬首示眾的話來。

身懷利器,殺心自起,這是自然之理,九營軍兵4.5萬人,就這樣默默忍受朘剝忍受了這麼多年,朝廷起初以為就是駐防杭州的兩營被朘剝,但經過閻士選的調查發現,整個九營都在被朘剝。

萬曆通寶的大錢,在浙江不能通行,因為朝廷沒有政策傾斜,大錢數量不足,導致了浙江地麵大錢買不到任何的貨物,吳善言掌控著這個大錢到鬆江府買賣的生意。

不是吳善言貪得無厭,用減餉逼迫軍兵離開,順便貪墨這筆銀子,恐怕這種朘剝還會繼續存在。

不得不說,吳善言真的很大膽,軍兵的銀子都敢拿。

“浙江方麵派誰去?”朱翊鈞說起了浙江巡撫的人選問題。

“就讓申時行代領一段時間吧,平穩一段時間,再遣巡撫前往。”王崇古給出了一個折中的意見。

申時行是個比較合適的人選,離得近,鬆江府的事兒也耽誤不了,其次申時行是天上人,還是代管,就不會為地方的鄉賢縉紳、勢要豪右說話,為他們遮掩,問題能夠暴露的更加清楚。

“這次九營入城清剿坐寇,一共抓捕幫派人員五千四百餘人。”朱翊鈞說起了浙江九營的戰果,棘手的定性問題搞清楚了,那接下來就該談到具體問題了。

即城中坐寇,坐寇是相對於流寇而言。

城外有流寇,城中有坐寇,而這些坐寇,都是吳善言、師爺、各地州縣養的走狗,這也是九營最恨的一群人,入城之後,就開始對坐寇進行清剿。

“不是,陛下,這就變成入城剿匪了?明明就是兵變啊。”王崇古敏銳的察覺到了皇帝陛下對這件事的定性,從兵變變成了入城清剿坐寇,這話術一變,兵變這麼惡性的事件,徹底變了性質。

“不然呢。”朱翊鈞十分確信的說道:“不然把這浙江四萬五千抗倭誌士,全殺了?要不然怎麼會有鬨餉這種模糊定義呢?”

改變不了事實就改變定義,這是賤儒們慣用的套路,朱翊鈞對賤儒十分了解,對他們的手段知之甚詳,自然會活學活用。

壞消息,陛下學賤儒那套,好消息,全學會了。

“額,陛下聖明!”王崇古倒是有些無所謂的說道。

鬨餉也是兵變,但大明有鬨餉的定義,就是不讓矛盾進一步激化,要都是兵變,那就要平叛,矛盾進一步激化,誰都體麵不了,事情已經鬨到了如此的地步,改變一下性質,讓事情緩和下來,是一種妥協。

“陛下,兵變應該是暴力失控,臣以為這次浙江九營入城剿匪,不是暴力失控,沒有惡意傷害百姓,沒有傷及無辜,雖然占領了府州縣衙門,但並沒有直接乾涉政務,也沒有殺害朝廷命官,這不是兵變。”張居正對皇帝的定義是十分支持的。

吳善言都活著呢,這算不上兵變。

而且張居正進一步明確了為何不算兵變的原因,因為從頭到尾,暴力未曾失控,鋌而走險的軍兵們,依舊堅守著八個字,上報天子,下救黔首。

上報天子在千年以來,君君臣臣的觀念下,很容易理解,但下救黔首這四個字,卻是千年以來,第一次出現。

浙江九營很好的遵守了這八個字。

這八個字,的確是戚繼光提出的京營建軍的軍魂,但這八個字,也是長期抗倭鬥爭中總結的經驗。

依靠百姓,就等於在戰場上擁有了無數雙眼睛,能夠獲得抗倭的勝利,脫離百姓,無法取得勝利。

“先生講的很好,謹受教。”朱翊鈞看向了張居正,對張居正兵變的定義非常認可。

暴力未曾失控。

九營四萬五千軍兵,一共抓捕了五千四百人,負隅抵抗者殺,一共殺死了三千餘人。

這些坐寇不僅僅是城中幫會,還有一些勢要豪右、鄉賢縉紳之家的劣紳、劣紳的家丁、訴棍、招搖撞騙的經紀買辦,喝兵血的也有這群人,而軍兵們重點目標,解決浙江地麵所有府州縣城內的人牙行。

就是那些四處買賣丁口,尤其是買賣五六歲女童的人牙行,全都被九營軍兵們給消滅了,確實是消滅,所有人牙行的人販子,被就地處決。

因為圍城的關係,人牙行所有涉及人員,無一走脫,在城中百姓的配合下,九營軍兵將所有人牙行連根拔起。

朱翊鈞從閻士選的奏疏、對吳善言一百多條的罪狀中,了解到了一個讓人膽寒的事實,那就是每年三月出巡抗汛、九月回營的九營軍兵家眷,很多孩子都被這些人牙行給拐賣了。

九營出巡,軍營就缺了壯丁,所以這些人牙行,一到出巡的日子,就喜歡跑到九營家眷去抱、搶、奪、騙孩子。

九營鬨餉、嘩營、兵變,對人牙行進行了全麵的、徹底的清算!

人牙行背後的東家、掌櫃、夥計、經紀、牙人等等,全都被當街斬首示眾。

申時行之所以要帶著陳天德,就是為了讓陳天德這些海防巡檢們,對這些斬首示眾之人,進行全麵的摸排,主要是看看有沒有冤屈之人,兵變鬨起來,朝廷多少要安撫一下他們的家人。

結果陳天德帶著鬆江府海防巡檢,異地辦案,用了十五天的時間,將所有被兵變中斬首的人,進行了盤查,發現無一冤屈。

但凡是有一點點可能是冤枉的,是有些疑點的人,九營軍兵都選擇了收押,所以才抓捕了五千四百人。

這就是暴力沒有失控的最直觀體現。

已經嘩變的軍兵,很容易很容易在對等報複的過程中,發現自己擁有利刃,在複仇之時,殺紅了眼,而後從報複、複仇,在對金錢的貪欲之下,變成劫掠,從劫掠變成縱兵燒殺搶掠,最後演變成屠殺。

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人性之惡在不斷的放大,最後變成屠城。

浙江九營,已經圍困了所有的府城,失控就在彈指之間,但基層軍官,把總、千戶、百戶們,約束了軍兵,沒有讓暴力失控。

所以,不能定性為兵變。

“抓捕的五千四百人裡,含劣紳在內,大約要斬首一千二百人。”王崇古彙報了下具體情況。

申時行在杭州府乾的最多的事兒就是查案,把那些在兵變中被捕的人,全都查清楚,罪至斬首的就有一千兩百人,這些畜生,人人手上沾著百姓的血,光是衙蠹,也就是為非作惡的吏役六百人之多。

“殺!一個不留。”朱翊鈞十分確信的說道:“加急查補,爭取在年底之前,給浙江百姓一個交待,就在浙江杭州城永昌門外斬首!”

“這一場兵變,至少把萬曆維新的改革步伐,推進了十年!”

朱翊鈞不開玩笑,非常直觀的影響是:浙江地麵,終於撥雲見日,這些個畜生死一死,浙江地麵百姓至少能喘口大氣,這口氣最起碼能喘五六年。

而其看不見的深遠影響,才是最恐怖的。

大明朝內外,非常直接的感受到了自下而上的力量,沒有人會再質疑矛盾說的正確性了,矛盾說立意的根本就是闡述自下而上的力量,無論是對階級的劃分,還是對分配的討論,都是基於自下而上擁有極為恐怖的力量。

這有助於大明政治製度的改革,大明沒有官員膽敢漠視窮民苦力,覺得他們不能怎麼樣,因為浙江九營已經做出了榜樣,把人逼急眼了,攻破府州縣,將這些高高在上的老爺們踩在腳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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