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問我：“你恨日本嗎？”我說：“我是東北人，你說呢？”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發去日本，不是開會，不是旅遊，而是製作大型係列專題《岩鬆看日本》，對於中國媒體來說，這是第一次。自打香港回歸直播報道之後，我幾乎再沒有過因工作而緊張的時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緊張持續著。不是準備不足，而是無法判斷：觀眾會怎樣看待這次行動？他們能理解嗎？因為我清楚，在中國人心裡，“日本”兩個字，意味著什麼。出發之前，我們在網上征集問題和建議，沒想到，一個副產品是：我不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與理解，而且在征集來的問題中，有很多很深很專業，顯然，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於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數中，理性從未缺席，而隻要你打算做的事兒是該做的，儘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對不起那些沉默的人們。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頁網上觀眾的意見與問題，不知道為什麼，帶著它們，我覺得踏實。去東京的飛機，上午九點多起飛，我們七點就到了機場，十幾分鐘後，我的手機上接到了母親的短信，很長，我有些詫異。對於母親來說，發短信是一件頗費氣力的事情，我一年到頭，也接不到母親幾條短信。顯然，母親是為我去日本的任務而發。在短信中，她告誡我：涉及日本無小事，百多年的曆史，讓人們的內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節目時，要把措辭仔細斟酌，最好先落在紙上，以免出問題。我母親是一位曆史教師，生於吉林，長於遼寧，工作並生活在黑龍江很長時間，出生年份是爆發了盧溝橋事變的1937年，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姥爺死於日本侵華期間，死因據說就與日本人有關。我知道母親的心情與擔心，我猜想：這不短的短信，該是她幾夜未眠的結果。然而，我們注定出發，因為時間到了，有些事總要去做。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時的頭腦發熱，雖然將想法脫口而出隻是一瞬間。要感謝“岩鬆看台灣”時的海棠台風，在台灣的最後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後，由於台風，我們隻能悶在賓館裡閒聊。當時，大家已有感覺，這次《岩鬆看台灣》，注定已經成功，成就感讓大家在台風之夜有些小小的興奮，有人隨口一問：“接下來咱們去看哪兒？”我脫口而出：“去看日本！”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為什麼？”我記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為新聞在那裡。”說這話的時候，是2005年夏天。當年的4月份，從北京到上海，從西安到成都，中國接連爆發大規模的年輕人反日遊行，中日關係一跌再跌，屢創新低。這局麵自然與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屢次參拜靖國神社直接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確是一件讓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議。“中日關係不會永遠惡化下去，在目前的情況下，媒體能做什麼？更何況日本了解我們，而我們並不了解日本，對於未來來說，這是危險的。”在當時的中國書店裡，對日本的介紹，依然停留在美國人的《菊與刀》以及近百年前戴季陶的《日本論》中，而對於現實中的日本，由於過於敏感加之人群中的憤怒，媒體很少多方位地報道。隻要寫到日本，大部分與曆史或教科書問題有關。憤怒，已經遮蔽了我們的雙眼，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向前走一步，把愛或恨先放到一邊，會不會，打開一扇門，起碼增加對一個對手或鄰居的現實感知？我相信，我的解釋被大家接受了一部分，但沒有人興奮，因為誰都知道：這該是怎樣一次艱難並充滿風險的行程。有了想法，並不意味著可以立即出發。2006年春天，《北京青年周刊》記者采訪我，用了一個很刺激的標題：踏破靖國神社。在采訪中，我第一次提出“看日本”的計劃，並定位於“在愛與恨之前，先了解”。記者自然問我：“什麼是合適的時機？”我的回答是：“2006年年底前，小泉將離任，我相信，新接任的日本首相，不會立即去參拜靖國神社，那，就是一個時機。”這些內容，白紙黑字地留在2006年春天的雜誌裡，不過，當時恐怕連我自己都不敢肯定：這有可能嗎？會不會太過天真？同年9月，小泉離任，安倍晉三接任首相，讓人想不到的是，新任日本首相的第一次出訪，目的地就是中國。安倍到達北京的當天晚上，我接到“看台灣”時的搭檔劉愛民的電話：“岩鬆，‘看日本’可以出發了吧？”近幾年，由中新社老總劉北憲為“團長”、中國青年報老總陳小川為“政委”的中國媒體代表團，已與日本媒體同行進行了四五次的閉門對話，從最初的唇槍舌劍，到現在能找到一些共同話語，可見吵架也是一種溝通的開始。每次如果在日本對話，日本首相都會出麵會見，照片上的是鳩山，但一個現象是：每次接見完我們不久，都會傳來這位首相下台的消息，至今，我們已見了三位這樣的“前首相”。不知道下一次，還會不會有日本首相敢見我們。“是的，我正這麼想！”從提出建議到出發，時間比我想象的要早，還好，相關的準備更早就已動手。看什麼？去日本看什麼？首先要麵對的當然是繞不開的曆史問題。那些讓我們憤怒的事情，日本到底怎麼看？靖國神社意味著什麼？日本人有多少種曆史觀？日本的傳媒巨頭、前首相又怎樣思考這些問題？這些內容確定之後，就是進一步的選擇：我們還要在日本看什麼？聽什麼？當然要會一會在中國很知名的日本各界傑出代表，透過他們，去感知中日之間的溫度，以及對方的所思所想。這其中，慢慢確定下來的有作家渡邊淳一、村上龍，演員栗原小卷，音樂人穀村新司、濱崎步，“財界總理”禦手洗，政界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安倍夫人安倍昭惠，當然，還有鬆下老總大坪文雄等人。真正費腦筋的不是人物的選擇，而是還要在日本看什麼。這個時候，我定了一個準則，去日本看那些：日本正在麵對，中國現在與未來也會麵對而日本又積累了相當經驗的領域，讓日本成為一麵鏡子，照見我們自己，以便未來順利前行。這個準則，也成為日後“看美國”時的宗旨。記得自己說過一句話：哪怕對方隻剩下一個優點，咱們也要先把它拿過來再說。雖然行動上，是看日本、看美國，實質上，是看中國，看我們未來的路。中曾根康弘在位期間，是中日關係的“蜜月期”。他也曾參拜過靖國神社，得知中國反應強烈後從此放棄，並至今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他與胡耀邦私交甚好，一直夢想在青藏線上坐一次火車。他的會客廳裡有與各國元首的合影，各國都隻有一位，唯獨中國兩位：周恩來與鄧小平。在這樣的宗旨下，除去曆史問題，接下來確定的是日本的養老，因為中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已經出現未富先老的跡象；而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占國民總人數超過了百分之二十，並有數字顯示2050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將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可見日本老齡化的程度。而日本為此所做的一切，都將成為未來中國解決老齡化問題的鏡子。接下來，日本的垃圾分類、垃圾焚燒及環保，日本的防災減災，日本傳統文化的保護，日本動漫與時尚甚至美食，紛紛被確定下來。讓人沒想到的是，類似防災減災、垃圾處理及環保主題，都在幾年後的中國，顯示出巨大的價值。幾年後，也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不看那些日本不好的東西？日本NHK看中國，就看了很多咱們的不好嘛。其實，這個我也想過，我也知道日本有太多的問題，比如高自殺率，比如援助交際，比如困惑的年輕人，但是，對於目前的中國，去尋找那些有助自己成長的養分更重要。我也不願意在發現彆人缺點的過程中，慢慢陷入“彆人也不過如此”的自我麻醉中。我們的問題足夠多，還是多照照鏡子讓自己進步最重要。麵對曆史問題，就必須首先麵對靖國神社。當你真正熟悉了靖國神社之後，你就會知道，靖國神社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外在的花園一般的建築群落，美麗如菊；另一個是內在的，以其中遊就館為代表的荒唐靖國史觀，惡毒如刀。日本人認為：人死後變成神，於是，神社無處不在，是一個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國神社就是這樣一個地方。靖國神社的大門上，有碩大的菊花圖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隻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國神社的地位可見一斑。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遠東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甲級戰犯在內的所謂“英靈”，被放進了靖國神社並供奉起來，其中包括侵華戰爭的主謀東條英機與南京大屠殺的主犯鬆井石根等。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在亞洲人的心中發生變異，成為日本一些人扭曲曆史的重要場所。在我身後，慢慢走，就進入靖國神社。做報道時，不遠處也有日本警察一直警覺地觀察，毫無疑問，靖國神社在日本也是一塊是非之地、敏感之地。仔細看，大門一樣的“鳥居”與日本國旗在同一個水平麵上，這裡，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嗎？我們的拍攝申請得到批準，但相關的采訪要求未獲準，然而文字回答告訴我們：上一年靖國神社的入園者超過五百萬人次，當然入園並不等同於參拜和進入遊就館，但年輕人比例有所增加這個事實卻讓人擔心。陪同我們報道的，是中國人李纓，他剛剛拍完紀錄片《靖國神社》，正尋求在日本與中國的上映。進了門，他告訴我另一個事實：二戰時，這個看似安靜而美麗帶國家性質的神社裡，也曾設作坊，生產軍刀，授予戰爭中的軍人。這或許，正是菊與刀結合的另一個荒唐版本。真正刺痛人的絕不是靖國神社的外在環境，我說過，如果僅從外表看，靖國神社像一個小公園，很多日本人春天到這裡看櫻花，秋冬時到這裡看金黃的落葉。我們采訪時，正值日本大學生畢業的季節，在靖國神社外圍的大路兩旁，到處是照相合影的大學生，可見它環境的清幽。然而，這隻是靖國神社外在的一麵。如刀的另一麵在三處十分明顯，十分讓人難以接受。一處是供奉著甲級戰犯的參拜處，但由於這是一個單獨的場所，不提出申請也進不去，更何況，我們也根本沒興趣進去，哪怕是為了拍攝。記得好多年前，薑文打電話向我“求救”，原來他為拍《鬼子來了》，去了靖國神社了解情況，但被國內媒體認為“去靖國神社就等於參拜戰犯”，讓薑文有口難辯。我當然知道，這是“誤判”，之後在媒體上也解釋了“參拜”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的行為。而現在，我估計這樣的誤解可能不會有了。第二處，也正是靖國神社史觀的關鍵，就是靖國神社內的遊就館。“遊就”二字，來源於中國《荀子》裡的一句話“君子遊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話，要學習有德行人的規範與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會為自己這句話被如此不正義地引用而大動肝火。其實，遊就館就是一個二戰的博物館，宣揚所謂“日本聖戰”的核心場所。在這個宣揚荒唐曆史觀的遊就館裡，有大量二戰時的實物、史料、照片，無一不在扭曲著曆史。館內總在循環播放著兩部所謂的曆史片，其中的解說詞大多如此——比如“為解放亞洲，日本在努力”；比如將太平洋戰爭稱為自衛戰爭；再比如，談到七七事變，片子說是“因為中國人開槍和挑釁，所以不得不……”，但讓人奇怪的是，你為什麼不解釋，當時那麼多日本軍人在中國的盧溝橋乾什麼？我相信，中國人很難看下去，在遊就館裡也無法待長，即使是要做節目，我也很快出來了。對著攝像機，我表達了我的看法：看過之後最大的感受已不是憤怒而是想笑，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太過荒唐。然而，不管怎樣可笑或憤怒，遊就館都是一個存在，而且，它代表著一部分日本人對曆史的自我解讀。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在遊就館的片子中，更多的目標不隻針對中國針對亞洲而是針對美國，這一點，近些年美國人也終於有點兒明白，不滿與抗議開始升溫。第三處離遊就館門口大約幾十米，平日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引來的批評聲也少，但其中所蘊藏的反動卻不亞於遊就館中的態度，甚至可以說，它與遊就館一起構成了反叛正義的靖國史觀。這是一座雕像，仔細看才知道，是當初東京審判時，唯一一位為日本戰犯做無罪辯護的印度律師。大家可以想象，把他當恩人一樣為其塑像，背後的心理與態度該是怎樣？綜合起來，在靖國神社中顯現出來的靖國史觀，不僅對抗世界而且對抗曆史更對抗正義，這其中清楚無誤地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平反。所以，絕不僅僅是中國、韓國反對一下就可以的事情，應當引起世界範圍的關注與批評。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法國與英國的極右政治人物，會合在一起，不遠萬裡，來到日本，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這是一個新的動向，世界上反正義的人士，正把靖國神社當成一個朝聖處，這也正需要全世界的正義力量來關注靖國神社。采訪結束，我要在現場說一段結束語，說什麼好呢？當我們走出靖國神社大門，迎麵看到遠處東京理工大學門上的六個漢字，其中一個“理”字越來越大，深深地觸動了我。是啊，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麵對曆史，同樣如此。告彆靖國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對於中國人來說，這裡是個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機會，到了東京的中國人，真該來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了解日本的另一麵，也讓自己不忘記一些不該忘記的東西。比如，在進入靖國神社的大門之前，有兩個石燈籠，也就是紀念碑一樣的東西，上麵的十幾個浮雕當中，有日本軍隊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多個畫麵，清晰地記錄著我們曾經屈辱的曆史。作為中國人，看到了，記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2010年寒假，我帶著已經上了初中的兒子，第一次來到日本，特意帶他去看了這石燈籠上讓中國人憤怒並難過的畫麵。看完之後，兒子問了我一句：“爸爸，我可以說一句臟話嗎？”我回答說：“可以！”靖國史觀自然可惡，但如果認為日本人都這麼看這麼想也是錯的。麵對曆史，在日本的人群中，有多種態度，靖國史觀絕不是主流，修改過的荒唐曆史教科書，使用率也不高，隻不過，不能因此掉以輕心就是了。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館大學，有一個態度與認識同靖國神社截然相反的和平博物館，我們去采訪時，看到了日本人麵對曆史的另一種態度：反思、認罪、期待和平。然而，參觀的人並不太多。之後，我們又到了日本南端的鹿兒島，那裡有一個神風特攻隊的“和平會館”。當初二戰臨近結束時，日軍招來很多的年輕人，上了飛機就是單程票，用生命駕駛飛機撞擊美軍飛機或軍艦，起飛了就再也不歸。我在看日本，他們也在看中國。這就是我從鹿兒島神風特攻隊和平會館出來後麵對日本媒體的場景。也許我說的，不是他們想聽的，但說了，也許他們會思考。第二天，節目播出後，有一位日本同行對我說：你說得很好，說得對！在這個會館裡，既不像靖國神社那般明目張膽地為軍國主義招魂，也不似和平博物館那樣清醒地反思曆史，而是用“人性”，用“一去不返的年輕人對人世的留戀、他們母親的麵容”完成了展示，一種曖昧的曆史觀也就蘊藏其中。由於我們是進入這個會館的第一批中國電視記者，出來時，有三家日本電視台的攝像機在等著我。我直言不諱地說：“這裡有情感，卻缺乏反思；有日本人的母親，卻怎麼沒有想到彆人的母親？”其實，在日本，反思曆史的人不少，這其中，不乏重量級人士。全世界的報紙中，發行量排第一的是日本的《讀賣新聞》，超過一千萬份，而《朝日新聞》也排名世界前十，同樣是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巨大影響的報紙。那麼我們可以想象，有一天，《讀賣新聞》的老總渡邊恒雄與《朝日新聞》的主筆若宮啟文對談，反思曆史，批判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並做大量史料工作，證明日本當初的侵略戰爭，甚至南京大屠殺等，大家就可以想到，這在日本，會引起怎樣的巨大反響。而他們二位，的確這麼做了。到了日本，我們先後采訪了若宮啟文和渡邊恒雄。渡邊恒雄已年過八十，在日本有“媒體總理”之稱，可見其影響力。在這次采訪之後與我的又一次交談中，他曾親口稱當時的日本首相為“渾蛋”，讓翻譯很是尷尬，不過這也看出渡邊老人對當下日本政府的不滿意。麵對靖國神社問題，老人清晰表態：“首相當然不該去。”而至於自己，他表示：“由於不讓我的狗進去，所以我從來不進去。”讓老人憂慮的是：“我年過八十了，像我這樣經曆過戰爭的人越來越少，要抓緊工作，否則，曆史的真相就會被帶走。”采訪臨近尾聲，老人突然反問了我一個問題：“日本怎樣做，中國人會滿意？”我回答：“我們都知道德國麵對曆史的態度，當初德國領導人在猶太人墓前真誠的一跪，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真誠地反省曆史，雙方才能向前邁步。”老人若有所思，不過最後，他說了一句話：“我不是首相，如果我是，我會的。”我相信他會的。也正是這樣的日本同行與前輩，讓我在他們的言語與行動中，看到日本麵對曆史的另一張麵孔。曾經有人用“曖昧”一詞來形容日本人，麵對曆史，這個詞彙似乎更加合適。信奉靖國史觀的人是少的，可如渡邊先生這樣立場鮮明地反思曆史的也不多，大多數日本人是曖昧地在那裡含混著，心裡知道戰爭是錯的，可表達起來，又絕不痛快。比如，一位教授絕對沒有惡意地問我一個問題：“當初日本進入中國，是否也幫助了中國呢？”看著他，我仿佛輕鬆地回答：“我不征求你同意就進了你們家裝修一通，你會不會憤怒？”他似乎恍然大悟，“是的，是的。”其實麵對曆史，日本人的“曖昧”也束縛了日本自己，一天不能清醒反思，一天就背負著曆史的沉重，周圍的人們，就很難在心中與未來接受他們。我不知道，日本，還可以曖昧多久？曆史是沉重的，現實也並不輕鬆。近二十年來，日本的經濟神話不再，衰退成了大問題。當我問日本的學者，日本第一大挑戰是什麼的時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人口問題。想想也是，一方麵，日本的出生率連年下降，經濟越衰退，大家越不生，大家越不生，未來的經濟動力越弱，惡性循環；而在另一方麵，日本老齡化嚴重，日本幾乎是世界上最長壽的國家，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四個國民中就有一位。這個事實，也讓日本舉步維艱。難怪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大家都把日本經濟衰退的原因推到美國暗算和日本缺乏變化上，但其實，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老齡化時代到來，從消費到用工，從政府負擔到缺乏活力，加在一起，製造了日本衰退。不過，我到日本更關心的不是現象，而是日本怎麼應對。因為用不了多久，中國將麵臨同樣的問題。日本出現了老年人再就業的現象。想想也是，就算六十歲退休，平均壽命八十歲，還有二十年的歲月，生活壓力也變大，不就業屬於坐吃山空。於是，日本的職介所，幾乎都有老年人求職的櫃台，而政府，也用製定相應政策的方式為老年人留出了一定的工作崗位。比如通過規定駕齡年限，就讓日本大部分出租車的司機都是老年人。而園林工人、高速路收費的人員也幾乎都是老年人。這是日本特色的“夕陽紅”。在日本，儘量彆在地鐵裡為老年人讓座，因為老年人會認為你是覺得他老了不中用了；如果實在內心過意不去，最好還是先用視線與他溝通一下為好。我們也專門去了日本一家敬老院拍攝，條件環境都好，可一個事實是：這裡的老人，都是用辛苦一輩子的錢，為自己買了一張床。走在日本的街頭，看著無處不在的白發蒼蒼的老人，我看到了一個不再年輕的日本。當然，我也看到一個未來可能不再年輕的中國，我們該怎麼辦？其實，為今天的老人著想，就是照看我們自己的明天。我麵前是一個安裝了很多儀器的“假人”，考驗我做人工呼吸的能力。做對了，儀表顯示“過關”，而做得不對，則繼續。這樣的科普方式，顯然有助於人們在關鍵時刻救命。而我們，有幾個會做正確的人工呼吸？不過，最近我已在新聞上看到國內這樣的培訓，這比光用嘴說“以人為本”管用。日本是一個島國，因此地震頻發，也正是因為如此，日本的防災減災意識深入到社會毛細血管當中，讓人無法不印象深刻。之所以選擇拍攝這個選題，與我的一個新聞記憶有關。有一年，中國北方某城市中的一個賓館大火，裡麵住了很多的中國人與日本人，然而最後，日本人無一死亡，中國人，死亡人數幾十。這是為什麼？其中的緣由，或許還要回到日常的生活與教育中去尋找答案。在日本東京的一所小學，校長事先沒有告訴孩子要進行防災演習。學生上課時，突然拉響火災警報，短短幾分鐘，全校學生十分老到地走出教室，用口罩捂著嘴，有秩序地到操場集合。這其中，一年級二年級的小學生也做得同樣出色。原因不複雜，日本規定，每個學期，學校都必須做類似的演習。在日本的一家連鎖商店裡，我看到了太多過去從來沒有見過的防災用品。比如，專門有一種東西，將高高的櫃子與牆固定好，以免發生地震時，櫃子倒下砸到人。而在一個日本人家采訪另一個主題時，我們得知，家中的老人昨天更換了應急食品，因為原來的應急食品過期了。平日裡，包括食品、水電在內的應急包，就一直放在院裡以備不時之需。由此可見，日本防災意識深入人心。針對防地震，日本的防範教育更多。比如一輛體驗車就開進學校開進社區，四處讓人體驗地震的震級以及地震後首先要做什麼。大家可以想象：有過這種體驗的人，事發關口，自然不會太過恐慌；而不慌，就可能幫自己和他人逃生。至於科技力量，更是大投入。現在的日本，依然不能準確提前預報地震，但可以做到在地震發生前十秒發出預警。可彆小看這十秒，它意味著地鐵減速汽車停車，人們提早逃生。損失，將因為這十秒，而大幅度下降，尤其它可以幫助人們有效地保命。這就是日本的防災減災：平日裡多買藥，最後就少買了很多棺材。而汶川大地震更是提醒我們：這一課，我們要補。在日本，走到哪裡，都能看到並排幾個分類的垃圾桶，多日的采訪與觀察下來，發現這還真不是擺設。我們的司機楊師傅，從中國來到日本已近二十年，做其他的選題，他很少評價，然而見我們做環保與垃圾分類，他的話多了起來，“你們早該做這件事了，太應該拍了！這件事情如果中國能夠做到百分之五十，環境絕對不是這樣子。”但是，想很快做到百分之五十，卻絕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垃圾分類已經成為日本百姓很自然並自覺接受的生活方式。首先我們來到東京城郊一個叫“我孫子”的小城市，不是占人家便宜，它就叫這個很讓中國人覺得尷尬的名字，在日語中，沒有我們理解的吃虧占便宜的意思。這，也是中日文化差彆中一個小插曲而已。拍攝垃圾分類選擇“我孫子市”並不偶然，它從八十年代開始就試行垃圾分類，現在，在日本十萬人以上的城市中，它的廢品再利用率排名第一。早上七點多，我們走進一個普通市民家，由於一周兩次來收分類垃圾，因此家中早已做好準備，報紙捆起來，瓶瓶罐罐洗乾淨，並在家中完成十幾種分類。比如瓶子，瓶與蓋是分開的，上麵的塑料包裝紙也要分離開來，之後，他們帶著不同的垃圾來到收垃圾的地點，一會兒，好多輛收不同垃圾的分類垃圾車開來，將垃圾收走。我們拍攝時，見到一位婦女拿著垃圾來了，之後又拿著垃圾走了。我們追過去采訪才知道，收她帶過來的垃圾的分類車已開走，她隻好把垃圾帶回家中存放，直到下周垃圾車再來時才能回收。也就是說，為遵守規則，她要讓垃圾在家中再放幾天，而類似的事情，幾乎每個家庭都會這樣處理。總有人說：中國向日本輸出了文化，是日本人的老師。這話沒錯，不過功勞屬於咱的老祖宗。最近這幾十年，恐怕大多是日本向中國輸出文化。在哆啦A夢創作室，負責人正向我們介紹哆啦A夢的誕生過程。動漫產業，已是日本對外出口的大產業，動漫形象在全世界登門入戶，日本的形象也因此變得“可愛”起來。這背後，有日本政府無形的推手在起作用。在大阪，我們采訪了負責垃圾焚燒和大型垃圾處理的舞洲垃圾處理廠，從外表上看，花花綠綠的處理廠像迪斯尼的童話世界。由於日本小學四年級教科書中就已經有垃圾處理的內容，因此處理廠麵向孩子們開放好幾層的空間，在這裡，有趣、生動、可參與。我想，走進這裡的孩子，不會對垃圾焚燒有意見，也體現出“垃圾分類從娃娃抓起”的特點。所謂垃圾焚燒，是把分過類的垃圾投入大坑焚燒，最後變成粉末物質，這粉末可用作填海的基土；燃燒產生的廢氣需要再經過高科技處理，從煙囪直接排出時已無公害。同樣道理，廢水也經過處理，在排出時沒有公害。之後，我們又去了一家大超市，在門口就有回收站，回收那些可降解的食品包裝盒。很多市民購物回家後，會把包裝盒洗過再送回到超市回收站，這些回收物之後被製作成員工的服裝以及衛生紙。在這個超市中，這樣的衛生紙會特彆標明，而且價格比其他的便宜，以鼓勵大家消費這樣的循環製品，而且，也是用低價來表達對參與者的一種感謝。所有的采訪結束後，我們作的第一個決定是，加長這個選題的播出時間，壓縮時尚文化的時間。因為它讓我們深深觸動，並且想象：如果從現在開始行動，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會怎樣？目前在中國，多個城市上演反對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公民行動，人們擔心在垃圾焚燒的時候，由於分類管理不嚴而產生的二英會損壞人們的健康。回望日本，我相信，垃圾焚燒是未來垃圾處理的大趨勢，上馬在所難免。然而在維護公眾健康方麵，政府責無旁貸，推進垃圾分類，加強對垃圾焚燒廠的監管，提升科技水準。但是，在要求政府儘責的同時，每一個參與公民行動的公民是否想過：這也意味著，我們每一個人將承擔更多義務去投身其中！捍衛權利的時候，我們應做好承擔義務的準備；而將來承擔義務時，稍有鬆懈，權利有可能再度喪失。在每一個今日為權利而拚爭的家庭中，如果明天不能忍受這種垃圾的存放與分類方式，不能嚴格地遵守相關規定，一切還會走到老路上。看日本，如果是粗線條地掃描，很快一目十行馬馬虎虎過去，估計會留下個“還行”的大印象，當然，也就會忽略日本在細節處的特色。在澀穀等東京繁華地帶，看行人過紅綠燈是必須拍攝的項目。紅燈時，無人穿越；綠燈時，洶湧人潮魚貫穿行，的確壯觀。日本大城市中，人們的交通主要依靠地鐵。高峰時，車廂裡的椅子都能收起來，大家都站著，為了節省空間，到了非高峰期，椅子才放下；而在車廂裡，很少有人蹺二郎腿，打電話也被視為不禮貌的行為；無論購物還是吃飯，都是有秩序地排隊，無人加塞兒。在日本，一般工作人員都有兩部以上手機，嚴格地公私分開，絕不會用公司電話接私人來電，更不可能用公司電話打私人電話。有一次，去郊區拍攝，在一個城鄉結合部，我想方便一下，正好農田邊一個廢廟旁邊有一個小小的廁所，司機告訴我：廁所裡有衛生紙，我將信將疑：這荒郊野外，廢廟旁的廁所，真的會有手紙？我走進去，擁有一瞬間的感動，這裡不僅有乾淨的手紙，旁邊還有備用的；再仔細看，又一個細節讓人動容，馬桶水箱的蓋子，就是一個洗手池，洗完手的水又流入水箱，可以衝馬桶用。是誰，是一個什麼樣的機製，讓這郊外的小廁所也在文明的關照之內？而走到這一步，又用了多久？當然，如果繼續去尋找優點，細節之處讓人感慨的地方太多，我總是想：這一切，將來也該是我們的。在日本，找缺點其實也容易，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兩麵。記得在北京，一位美國商會的負責人跟我聊天時說起過日本，他說：“中美兩國國民交往起來很容易，大家都放鬆，不拘小節，大國的國民似乎都這樣。比如咱們，可以坐在桌子上聊天，但跟日本人就不行，必須正襟危坐，他累咱們也累。”這一點，在日本，我感觸太深，甚至連日本人自己也清楚。去我們的翻譯杉本大姐家吃飯，她的丈夫，一個長期熱心幫助中國留學生的日本議員，對我們說：“我特願意讓中國人來家裡吃飯，五分鐘不到，他們已經吹著口哨去廚房幫忙了，我當主人的甚至可以躺著看電視；而假如請日本人來家裡做客，我要規規矩矩地當主人，他們規規矩矩地當客人，一頓飯吃完，送走客人，我會累倒在床上。”日本人也越來越缺乏變化的能力。在日本是沒有“與時俱進”這個詞的，因為日本人很難接受隨時改變，尤其當前輩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後，後輩更不敢修改老規則，哪怕心裡知道那老章程已不合適，也不敢動。比如鬆下老總在接受我采訪時，談到正在進行的裁員，他幾乎用讓人聽不懂的方式講述著這個行為，唯恐人們“攻擊”他改變了不裁員的老章程。而有一次與日本同行合作主持節目，一個非常簡單的主持詞的改動，他們居然連請示帶報告用了兩個小時，讓我以後幾乎不敢再與日本同行合作。現在的日本，正糾纏在這份不敢不能不願不會改變的尷尬之中。走在日本街頭，流浪漢越來越多，貧富差距也在加大，年輕人的憋悶感在增長，日本的自殺率連年走高，已成為日本各界關注的大問題。與很多日本人交往交談，很難有暢快直率的感覺，大家都客氣，都用外在的曖昧把自己藏在套子裡，讓外來者也感覺很累。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在白天與夜晚，在酒前與酒後，根本不是同一種動物。白天彬彬有禮，注重細節與外表，一到酒後的晚上，就呈現出另外一種麵貌。在晚上，我多次見到酒後的日本男人當街撒尿，旁邊路過的人也似乎習以為常。還有更進一步的，某日本企業的三號高管，平日裡一切正常，正人君子，某酒後之夜，回到出差住的賓館，一出電梯就以為到了房間，將自己扒了個精光，並且還認真仔細地將脫下的衣服疊得整整齊齊放在一邊，然後一頭倒在電梯間前的地毯上“滿足”地睡去，讓賓館的服務人員尷尬萬分。當然，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這樣的缺點要繼續找也容易，但是，哪一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的特點，這特點也正是優點與缺點的交織，作為外來客，拿走優點就好。在日本的二十多天時間裡，我每天用一個多小時，整理日本最重要的五份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與《每日新聞》。整理什麼呢？整理這五份報紙對中國的報道。結果讓我吃驚也讓我感慨。首先，關於中國的報道，量很大，平均下來每天每家報紙報道中國的內容都在五六條以上，幾乎超過美國，成為日本媒體最關注的外國。其次，麵很廣。不僅關注著政治經濟政策，連河南的足療產業、廣東一學生因長發被老師逐出教室都有。第三，雖有偏見與誤解，但總體接近客觀。第四，中國經濟顯然是日本必須關注的，因此，經濟內容占比例更大，這一點，恰恰反映日本很實際。……二十天過後，我總結這一份整理過的報告時，不能不想：我們呢？近百年前，有中國學者敏銳地提問：“日本把我們像放在手術台上一樣解剖研究，而我們呢？”果真，沒過多少年，對我們深入研究並了解的日本軍隊長驅直入，令我們遭遇了一段最苦澀的歲月。今天，這樣的歲月很難再來，但是，如果缺乏對對方真正的了解與研究，危險，隻不過將以另外的方式顯現而已。日本在地理上是我們的鄰居，在文化上是我們的鄰居，在經濟上，不管我們是否超越它成為GDP世界第二，這都意味著，我們依然還是鄰居。既然看不出誰有搬走的意思，那麼，就要交往、相處、抬頭不見低頭見。恨與憤怒，都正常，但不能讓它遮蔽了我們了解與觀察的雙眼。中日兩國，走過了敵對的歲月，也曾有過八十年代所謂的“蜜月期”，在我看來，這兩種相處狀態都很難再來，我們該進入正常的交往狀態。既不是戀人也不是敵人，而是正常人的交往，有問題也能解決問題往前走。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雙方的理性與克製，也需要日本能有一天，在曆史的麵前，有一種真正的反省。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才能輕裝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