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士和把殷正茂攻克呂宋，描述為了一種誤會，這是一種極其不要臉的做法，但是稍微曲筆一下，就格外合理了。

到底是結果重要，還是過程重要？其實是結果之後的影響和反饋，最為重要。

“汪道昆等人上諫，鬆江造船廠之爭。”張居正拿出了另外一本奏疏，這次的廷議主要內容就集中在了開海事上，想要開海，必然有船。

大明造船的事兒，出現了一些波瀾。

主要是三種思路，第一個是遵循祖宗之法，全麵仿造大明永樂年間的船舶；第二個是全麵仿造洋船；第三個則是中西結合，造出屬於有著大明特設的船隻來。

第一種思路很難實現，當初造船用的木頭，那都是集天下之力營建，短時間內想要恢複祖宗榮光，實在是有些困難，而且一百六十年前的造船經驗和思路，放到眼下，的確是有些落後。大明在造船上失去了商品優勢。

而第二種思路就是眼下鬆江府在做的事兒，這也是紅毛番為何要在呂宋設置船廠的原因，如此適合造船的木頭，在紅毛番控製的地方，根本沒有。

隻分布在麓川的緬甸、暹羅、安南等地，就近取材營造也很方便，萬裡海塘有柚木，這種硬木造船最為合適，而且麓川的柚木產業鏈極為穩定，供貨量足夠大，能夠立刻造船。

所以才有了三桅商船的仿造，動作極快，就已經有了船隻下水，這是一種組裝，同樣也是對大明造船能力的恢複，大明東南造船業不是沒有，而是受限於長期海禁，規模有限，朝廷辦事，那自然是攥緊了拳頭辦大事。

而第三種則是海事堂的意見，改良，也是大明朝一貫的做法。

在泰西船隻上，大明水師也發現了一些缺點，並且已經進行了改良，比如大明使用的硬帆，就遠比軟帆要實用，而且能兜八麵風，航速更快，比如泰西船隻並沒有水密艙的設計。

永樂年間的水密艙設計，仍然領先於泰西，而且結構簡單，易於改良。

“原來如此，福船之所以叫福船，原來是有福之船。”朱翊鈞看完了汪道昆的奏疏才知道，福船二字的來曆，因為有水密艙的緣故，導致船隻在航行中，因為透水事故沉船的概率從九成降低到了兩成，有福之船。

在水密艙內，有一個，水眼孔位於隔艙板的底部，當隔艙板進水時，它會在水的壓力下，迅速地將水眼孔堵住，防止繼續透水沉船。

泰西船隻一旦透水，幾乎是必然沉船，而大明的水密艙思路，則是將船隻分成一個個的密閉的房間，一旦有滲水，封閉一倉，防止船隻沉沒，所以才叫福船。

這些古今合力，中西並用的思路，立刻就成為了一種主流的聲音，連朝堂都聽到了他們的奔走呼號。

張居正沉思了片刻說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取長補短去蕪存菁。”

大明失去了船隻上的商品優勢，是大明失去了一百四十年，失去了船隻的供應鏈，包括了木、竹、鐵、油、麻、藤等供應，光是料就有四十多種，朝廷要造海船，這些自然要通通打通。

商品優勢的喪失，並不代表著大明設計思路已經完全落後。

造一艘船絕不是那麼輕鬆簡單，比如光是這個鐵就有切鐵、鋼鐵、建鐵、新釘、黃釘、釘坯、鐵線、鐵砧、鐵條、篙錯、秤鉈等等數種，這些都需要工辦。

鬆江府造船廠，從清江府、蘇州府、淮安府、揚州府等地一共招募了三千二百六十名船匠，六千多名力役，還有用工辦料南兵三百一十七名，專門負責守備、法例等事兒的稽查。

這是一個龐大的係統工程，想要實現它，必然需要一個高效的朝堂去調度，顯然考成法之下的大明，可以做到。

鬆江造船廠從設立之初，也曾陷入了短暫的迷茫之中，錢花了、人到了、料到了，到底造些什麼船比較合適？殷正茂打下來呂宋，把馬尼拉造船廠裡的資料，一股腦送到的鬆江府，既然紅毛番用這種船隻遠渡重洋而來，那就造這種船先湊合著用，先解決有沒有，再解決好不好的問題。

顯然鬆江造船廠和海事學堂都對解決好不好非常關切，古今合力，中西並用就成為了一種主流。

這種古今合力，中西並用也不隻是小皇帝第一個提出來的，大明改良鳥銃、佛朗機炮，都是基於這種思路，這種改良的思想，曆史悠久。

這件事還真得朝廷來做個決斷，而且需要決斷力，否則吵起來沒完沒了，也沒有人能擔這個違背祖宗家法，祖宗的東西不好，洋船好的風力輿論一起，船廠還要不要乾了？鬆江造船廠當然知道怎麼做才好，但是如此的政治壓力，不是一個造船廠能夠決定的。

這就是大明政治僵化的具體體現，當一個新興事物出現的時候，首要考量的是政治影響。

這句話本身就是朱翊鈞對外交流的批示，也沒什麼好反駁的，要罵也是罵嘉靖老道士，他最先開始改良火繩槍，改良佛朗機炮，這是祖宗成法，敬天法祖那可是乾清宮的四個大字。

廷議仍在繼續，吵鬨的事兒還是收正賦的問題，國不富、民也窮，而且還田的問題也是個擺在案桌之上一個極大的問題。

“還田之後如何收正賦呢？過去的糧長因為長期的兼並已經革除，眼下大明的正賦，根本就是搶，權豪大戶收不到，隻能從小民身上搜刮，小民又沒有，每年夏秋兩稅，都要打起來，著實是難辦。”萬士和談到了大明的普遍現象。

海瑞也是有些感慨的說道：“確實普遍如此，我在應天府的時候，也發現了這種惡性的周而複始。”

“所以殷部堂在極南，又是拆門又是搬床，朝中知其魚肉縉紳權豪，可是能如何？這匪剿不剿？這倭寇平不平？隻能任由殷部堂為非作歹了。”葛守禮也滿是感慨的說道。

海瑞魚肉縉紳被彈劾回家閒住不得簽書公事了，而殷正茂已經登門踏戶了，朝中不聞不問。

大明朝堂的明公們，是陛下鑒定過可以帶到太廟給祖宗們看看的臣子，不是臭魚爛蝦，也不是酒囊飯袋。

其實他們討論的，這就涉及到了一個遍布大明內外的普遍現象，也是一個不能觸碰的話題，小民武裝抗稅，或者說民亂。

權豪們是極其擅長一個王道法門，製造民亂。

那就是將朝廷收稅的壓力向下轉移，逼迫朝廷不能增稅，甚至不能收稅。

這也是當年倭患的主要矛盾，朝廷要收稅，要設立月港都餉館這樣的鈔關抽分，權豪們，就立刻向下朘剝，釀起民亂。

這就是顧紹芳那個秀才麵對朝堂還田命令時候，出的絕戶計，權豪們也早就形成了路徑依賴，把百姓逼到沒有活路，落草為匪，入海為寇，逼的朝廷不能收稅。

悲觀的王之誥略微無奈的說道：“姑息賄政大弊已成，積重難返。”

“難難難，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掌翰林院事王錫爵也是感慨萬千。

一個死結。

地方官員，想要完成朝廷派發的賦稅，就要姑息地方大戶，否則大戶不納，就得下鄉搜刮，下鄉搜刮，百姓就用自己能用的一切來反抗征稅，也不是小民們對朝廷不尊重，因為實在是太多了，地方大戶侵占了多數的生產資料，卻不肯納，小民們就要承擔這些稅賦。

朝廷的魚鱗冊就在那裡放著，一個縣多少地，該有多少正賦就在那擺著。

這個可怕的惡性循環在稅賦上的具體表現為：地方官要想收稅，就必須要姑息占據了絕大多數生產資料的權豪，越是姑息，生產資料越會集中權豪手中，甚至包括了百姓本身，利用土地進行強人身依附，不是什麼稀奇事。

權豪挾地自重、挾民自重，就愈發張狂，不把朝廷放在眼裡，而地方官，就越要縱容權豪。

朝廷一旦強令權豪還田，之前跟著朝廷一起朘剝百姓的權豪，就會利用手中人身依附的百姓，進行反抗，武裝抗稅，一地雞毛。

僅僅是稅賦嗎？徭役、剿匪、修橋補路、學舍等等，地方所有一切活動，朝廷的一切政令，都陷於這種困境之中，卻毫無辦法。

這就是張居正反複提到的新政、權力都是自上而下，同樣也是自下而上的。

“繼續廷議吧。”張居正也沒給出具體的辦法。

廷議之後，張居正仍然是滿麵的愁容，他想到了一個辦法，而且這法子，是有效的。

就是不知道皇帝陛下肯不肯了，這個事兒一旦乾出來，那挨罵的不僅僅是張居正了，還有小皇帝也會跟著一起挨罵。

“先生有話直說。”朱翊鈞看著張居正一臉便秘的模樣，甚至考慮讓陳實功帶著三品一條槍過來給張菊正開個大眼，有話就說，吞吞吐吐。

張居正摸出了一本奏疏，遞給了張宏，俯首說道：“陛下，臣有本啟奏。”

“先生似乎違規了。”朱翊鈞拿著奏疏，沒打開看，張居正繞開了內閣，繞開了司禮監，把奏疏直接呈送到了小皇帝麵前，說明這件事茲事體大。

張居正俯首說道：“非常功非常事。”

朱翊鈞平靜的看完了張居正的奏疏，極為平和的合上奏疏，將奏本遞了回去說道：“先生，這個罵名先生擔不起，還是朕來擔吧。朕年紀還小，下手沒有輕重，到時候鬨得凶了，鬨得厲害了，朕就低個頭，認個錯，寫本罪己劄記，去太廟前一讀，大家都當無事發生好了。”

“陛下，怎能有錯。”張居正握著奏疏說道：“臣子讓君上陷於惡名之中，就是最大的不恭順。”

朱翊鈞則搖頭說道：“先生，為何不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事，去換大明再起呢？罪己詔不就是用在這些地方，用在哪些地方？再說了，萬方罪朕，還是朕罪萬方還不一定，朕這本罪己劄記，念不念還是另外一回事兒。”

張居正一臉為難的說道：“陛下。”

“先生。”朱翊鈞則滿是溫和的說道。

朱翊鈞繼續說道：“這道奏疏你不能上，你上了就坐實傅應禎的指控，就坐實了僭越的罪名，葛樹禮、張四維、萬士和、傅應禎都在等著這一天，等著先生坐實僭越皇權的這一天，追隨先生的那些門生，也會離先生而去，然後借著朕這杆大旗，將先生打翻在地，踩在泥土裡，狠狠的踐踏。”

“先生提拔的門生、先生所行的新政，都會隨著先生的離去，煙消雲散，人亡政息。”

“忍將夙願，付與東流？”

張居正發現，以後不能再把陛下當個小孩子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