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學生，宿舍在北京馬神廟西頭(現景山東街)，一條東西走向的街道上。馬路對過，路南有一條窄胡同，和馬路成丁字形，沿著這條小胡同往南，名叫中老胡同。我所要敘說的老宮女就住在這個胡同一座小雜院的西屋裡。那是淒風苦雨的年代，白天兵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誰也不願意上街閒遛，保不定會碰到倒黴的事。日寇的警報器設在景山的山頂上，高射炮日夜不停地對著天空轉悠，武士道們荷槍實彈往來巡邏，這一帶就在敵人的眼皮底下。晚上，警笛一拉，燈火管製開始，大街小巷一片漆黑，再加幾點秋雨，古城顯得格外淒慘。我常常是在這種情況下，口袋裡揣上兩包高碎(茶葉末)，撩起藍布褂，兜上一兜半空(癟花生)，悄悄地到老人的家裡，請老人談些清宮瑣事。談的人是漫談，聽的人是漫聽，窗戶用黑布遮嚴，牆角裡昏燈如豆，煤球爐子的火亮反照在頂棚上，真是“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我像聽天寶遺事一樣，聽著老人如怨如訴地傾吐著的往事。我見到她的時候，已經是“紅顏暗老白發新”的老嫗了。她姓何，這顯然不是她的本姓(按滿族旗人漢姓的一般規律，姓何的原滿族老姓多係赫舍裡氏)，宮內稱呼她為榮兒，慈禧呼她“榮”。不過自民國改元以後，旗下人有種心理，不願談及自己的身世，所以我始終忌諱問她的家史。從閒談中知道她原住過西城京畿道一帶，這大概可以推測出她是屬於哪一旗的了。父親遊手好閒，提籠架鳥，和一般旗下人一樣。哥哥比她大十幾歲，好票戲，唱黑頭，花錢買臉，是個很有名氣的票友。她13歲進宮，分在儲秀宮裡當差，伺候慈禧，專職是敬煙。18歲由慈禧指婚，賜給一個姓劉的太監·一八”後，日本勢力進入北平，日本浪人和地痞相勾結，硬把她趕出了家門，她不得不在後門東的東皇城根附近賃房居住。“七·七事變”後，警匪結合又演出了一出“插刀盜寶”的慘劇。半夜三更，兩個蒙麵強人破門而入，用刀往枕頭上一拍，她用性命和屈辱所換來的珍寶，眼睜睜地被搶走了。呼天不應，於是她隻落得傭工度日。自40年代初認識她以後，我們經常往來，主要是我有了一個家，不斷求她幫忙。1948年冬我們磨豆腐度過一段艱難的歲月。1949年底我的小女兒落生，她幫過我短期的忙。1950年春我臥病在床，得到她的照料。以後“空穴來風，人言可畏”，說請幫工有剝削人的嫌疑，所以也就不敢請她幫忙了。就在這一年的深秋，弄巷裡已經有零亂的黃葉了，她來我家串門，手裡拎著一個小包。我很奇怪，因為我們彼此往來已經超越相互送禮的程度了。寒暄以後，談了談家常，她走到裡屋，抱起我不滿周歲的小女兒，打開她帶來的小包，說：“特給小四姑做了一身小褲褂，留著明年下地時候穿吧。”過一會兒她又斷斷續續地說：“眼睛頂不上了，針都不知往哪兒紮，對付著穿吧!人老啦，都沒用處啦，好歹留個紀念吧。”我聽後忽地警覺起來，我的老伴也眉毛一揚投過來詢問的眼光。這分明是向我們“辭路”來了。旗下人有個古老而又淳樸的傳統，自己知道已經年老體衰了，趁著還能行動的時候，儘可能向至親好友告告彆，表示以後不容易再前來請安問候了，這種風俗叫“辭路”。主要目的當然是惜彆，其次是多年交往，難免有言語不周的地方，快入土的人了，誰也不願意把疙瘩背到棺材裡頭去。所以向對方暗中道道歉，求得對方的諒解。還有，對下一輩的人留點紀念品，將來睹物思人，也免得人死燈滅。啊!她是把我做為最親近的人看待了。我不禁又感激又淒涼，我也用尊敬老人的禮節對待她。買一隻雞，買斤羊肝，預備好一窩絲的麵，備點小料，請她吃雞絲湯麵，涮羊肝蘸小料(雞、羊長壽麵)，祝她吉祥長壽。我們在心照不宣中默默地進行著告彆的晚餐。辭路，當然是要住下的。晚上她談起要和一個老街坊搭伴到西郊去住，以後進城的機會不多了，謝謝我對她多年的友誼。第二天早晨淒然告彆了，問她的住址，她也模糊不清，隻說以後捎信來。我老伴送她二尺大絨，說鄉下涼，留著做雙毛窩吧。她謝謝收下了。我因病隻能隔著窗子，望著她蹣跚地走了。她的晚景是可想而知的。“去白日之旦旦，入長夜之幽幽”，眼看她一步一步地邁向墳墓。我像失掉了一個可靠的親人一樣，心裡墜著一塊鉛，每一想起總是沉悶悶的。她極不願意談起往事，常常說：“我是由天上掉下來的，沒掉在地上，掉到茅房坑子(廁所)裡了。談起過去的事，惹人傷心。”必須屋裡沒人，安安靜靜，心情又好，人又合得來，才肯斷斷續續地談上一點，次數多了，凝聚在我的記憶裡，漸漸地聯綴成四條線：一、宮女的生活；二、慈禧的起居；三、光緒的佚事；四、其他瑣屑。40多年了，往事如煙，言猶在耳，逼取便逝。孔老夫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這位彭先生可能是“正確對待史實，如實反映情況，不添油，不加醋”，於是才得到孔老夫子的表揚吧。我願向這位老彭先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