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與平日裡車水馬龍的堵車高峰相比較，這時的北京街道上暢通無比，甚至順暢得讓人恐懼。我開車去辦事，車行至西直門處，在立交橋上看見的一個畫麵，終生難忘。由於我車行在高處，向下看，一個居民的院裡，一根繩子上正晾曬著兩件物品，一件是內褲，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繩上再無其他。我當時就開始後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橋上，如果我們帶了攝像機或照相機，實在該把這一個畫麵拍下來。因為再沒有哪個畫麵能更好地記錄當時的現實，內褲與口罩，一個守護著尊嚴，一個保護著生命。這可能是危急時刻，人們最後的底線。當時，正是SARS肆無忌憚的時分，整個中國病了。事情從同學聚會的那一刻起，就顯得有些不對勁。2003年2月，春節剛過的一天，當晚我們要開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達》，去關注遠方硝煙漸起的戰爭。之前，有同學從廈門遠道而來，於是，小範圍同學聚會，沒想到，飯桌上，她開始向我們“求援”，懇求幫忙找一箱“板藍根”，說剛從廣州來，那兒的醋都快賣光了，正流行一種怪病，怕廈門也買不到板藍根，所以提前防範。我們不算閉塞人士，身在媒體，按理應當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許是中國人十分強調春節期間的安樂祥和，任何與此相關的信息都自覺地“人間蒸發”。再加上當時，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方麵，輿論環境仍采取寧緊毋鬆的管理模式，於是，這SARS已在廣東“發展壯大”了兩個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傳千裡，壞事不出門”。因此，當時的我們也並不知曉。同學的“求援”讓我有些警覺，估計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當時的頭腦中，是絕對沒有“SARS”或“非典”這個概念的。第二天，我接到廣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傳真過來的，說：“廣州爆發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來報道？”當時我是《時空連線》的製片人，這是一檔《東方時空》中十來分鐘的日播新聞專題節目，追新聞是我們的目標，加上有過前一天同學要板藍根的不同尋常，於是當機立斷，當天派記者隋笑梅和攝像趕往廣州，沒想到，這一個決定，讓我們擁有了眾多SARS報道的“第一”。記者到達廣州後發現，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麼簡單，情形複雜得多也危險得多。2月11日，在廣州舉行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這是地方政府麵對SARS舉行的第一個新聞發布會。我們的記者在場。之後是前方記者緊張的采訪，而後方，我們調整了節目方案，因為已經很容易判斷出事態的嚴重，於是，原定的一期節目，被我們改為三天三期。也就是說，《時空連線》用持續報道，來關注一個剛剛開始掀開蓋頭的怪病。頭兩期節目，我們關注病情、事態的發展、相關的恐慌與防範，以及相關人員的采訪與提醒，我們的記者成為第一個走進患者病房的央視記者，第一個采訪到鐘南山並在之後使之成為眾多媒體焦點人物的起點。這兩期節目也成為在京主流媒體最詳細最快速關注SARS的報道，甚至有人稱之為中央媒體中的“唯一”。但是，僅有這兩期節目是不夠的，在幾天的時間裡，我們意識到，這個傳染病的威脅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從政府那裡獲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開，那麼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將會是災難。緊跟著，第三期節目，我們製作了“政府信息應當公開”這期節目，請到廣東省副省長與著名傳媒學者喻國明，跨地連線，在SARS的背景下，探討“政府信息公開”。雖然由於這個話題的敏感性，那一夜，我們屢屢經受波折，但在爭取、說服和適當地妥協之後，這期節目還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應當公開，被我們在節目中大力呼籲。這三期節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幾乎絕大多數的媒體還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處於對SARS無法言說的狀態中，這三期節目則給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並沒有打算結束，雖然這三期節目播出完畢，暫時已經無法再繼續跟進，但我覺得，眼下沒有機會，自己卻不能放棄，我們的記者應當在前方留守，繼續采訪和記錄，一旦開閘，我們有第一手的東西。不難想象，這個時候，記錄的重要性和價值有多大！記者想回北京，我開始做她的工作，甚至為她找到了一個選題：廣東春節後個彆單位出現的民工荒，讓她原地製作這個選題並同時采訪記錄SARS的發展。最後記者還是放棄，回到北京，這讓我至今想起來都有一絲遺憾。這就是一種當時憑直覺的判斷，今天回頭去想，記者如果能夠留下來是最正確的選擇，或許，這也是我提倡組內民主的“惡果”。可在當時，離開也不太壞。隋笑梅們已用創造了好幾個第一的方式初步揭開了蓋子，勞苦功高。同時可以寬慰自己的是，早回來的好處是記者們沒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則無法向她們和她們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在我們播出之後，《焦點訪談》也製作了一期節目，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接受采訪，談SARS的事態，播出的節目中，強調的是有挑戰但要樂觀，能控製不必驚慌。但聽說，他在錄製時也說了一些“嚴峻”的話，隻不過，不符合當時的大氛圍，那些強調形勢很危險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當然，做主的可不是電視台。兩個月之後，張文康因對SARS防範不力被解職，有他的同事開玩笑說：或許，他用自己的離職，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當然，這僅僅是個玩笑。隨著《時空連線》與《焦點訪談》的播出完畢，關於SARS的報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複了平靜，SARS仿佛隻是停留在廣東的一個固定區域內的傳染病，不會遠行，全社會在一些樂觀的安慰中沒有警覺，並且注意力都開始轉移。對外，是那戰爭味道越發濃厚的伊拉克；對內，是3月初馬上召開的兩會。這可是一次換屆的兩會，萬眾矚目，舉世關注，祥和的氣氛重新占據了人們的心田。而這時，SARS這個擁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卻開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長驅直入，它的目標是北京，即將召開兩會的中國首都。時間進入到3月份，全國政協會3月3日開幕，人大會3月5日開幕。其實，SARS已經在之前到了北京，僅比兩會開幕早了一兩天，假如當時有一些兩會代表或委員到醫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幸運的是，這種情況沒發生，然而，這僅僅是幸運而已。兩會如期開幕，重大的議題加上換屆的內容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而當中國的兩會剛剛閉幕，美國就像商量好一樣，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戰火，央視等多家媒體開始直播，日夜無休，事無巨細，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這畢竟是人類第一次用現場直播的方式來關注展開的戰爭，中國人自然不例外，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千裡之外，哪裡想到的是：身邊，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事已經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戰爭中，有固定的敵人，肉眼可見，而在中國，正在悄悄滋長和蔓延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敵人無法看到又好像無處不在，可能讓每一個人在不知情中被“卷入”戰爭，甚至犧牲生命。SARS攻占了北京之後，並沒有打算收住腳步，它以北京為新的根據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後來證明，寧夏、內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與北京有關。其實這個時候，媒體內部已經有所察覺，我們已經感知到了事態的嚴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戰爭直播的後期，已經向相關負責人提出要求：咱們直播SARS吧，伊拉克戰爭大局已定，美國人都進了巴格達，沒什麼大變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邊啊。被請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為難：一來當時的央視還沒有新聞頻道，嚴重缺乏資源；二來，或許有的人也希望繼續轉播伊拉克戰爭來轉移人們對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敵人終將逼得你無法轉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還沒有接到發起總攻的號聲，沒有號聲，寸步難行。然而號聲已經不遠了。當時的中央電視台，正緊鑼密鼓地籌辦新聞頻道，試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為了這個日子，我一邊在直播伊拉克戰爭，另一邊以製片人的身份在管著《時空連線》的播出。更重要的是，為新聞頻道開播，我們欄目又研發了兩個新欄目，《新聞會客廳》與《中國周刊》，大家緊鑼密鼓地製作樣片，為的是儘早通過立項審查，讓欄目開始運行。4月中旬，到了最關鍵的時刻，那一天，巧了，我帶著《新聞會客廳》的樣片來讓領導審，審片的領導級彆高，包括廣電總局局長以及中央電視台台長趙化勇等人，審到一半的時候，中央台跑衛生口的記者急匆匆地跑進審看間，向領導彙報：上麵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麵公布疫情，還可能要直播每天的衛生部新聞發布會。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著什麼，我的直覺是：這可能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但也說明，SARS的情況，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糟糕。也許，更危險的時刻到來了。不過，無論如何，媒體人該立刻行動了。當天的《新聞會客廳》樣片順利通過，有趣的是，十幾天後開播的《新聞會客廳》最初二三十天的節目，全都是與“SARS”之戰有關的內容。4月20日，總攻號吹響，先是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因防範SARS不力被免職，這等於“殺一儆百”，讓全國的官員警覺起來，行動起來。這是屬於中國特色的衝鋒號。接下來，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數和疑似病例人數，SARS防控，全麵走向透明。這屬於與國際慣例的全麵接軌。作為媒體人，來不及鼓掌，總攻號吹響，意味著，我們要衝出憋悶很久的戰壕。開弓沒有回頭箭，4月20日這一天，開始徹底改變媒體與突發事件之間的關係，瞞而不報，將慢慢成為曆史。最初一兩天，人們陷入恐慌。畢竟一夜之間，SARS病例增加了這麼多，而且死了那麼多人，這病毒是怎麼回事還搞不清楚就已來勢洶洶，自己躲得過去嗎？這個國家躲得過去嗎？搶購，在當天就出現了，但值得記住的是，搶購僅僅持續了不到兩天的時間就退卻了。因為總攻號一響，媒體全部行動起來，各種信息透明而迅速，搶購的人們回家一看電視：山東的菜在運往北京，河北的菜在運往北京，各級領導都表態，物質準備充分，絕不漲價，老百姓將信將疑，又去搶，搶回來看，各地物資援助的新聞持續存在，再去一看，物價還沒漲，於是，搶購風轉眼即逝。顯然，信息透明是有助於恐慌消失的。不過，街上的人越來越少，很多單位陸續放假，中小學停課，平日的北京，擁堵嚴重，出行效率低下，而這時候，街上見不到幾輛車，甚至大白天，在沒什麼車的街上快速開過，都會有一種恐慌感。以前大片裡看到的恐怖場景，成了生活中真實無比的背景，以至於開始懷念北京的堵車時光。作為媒體，我們不僅無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時刻。我和我們欄目組成為央視“SARS直播”的負責團隊，伴隨著新聞頻道在5月1日的開播，SARS直播日日堅持，全國幾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一二把手，都通過我們的直播表達了“抗非典”的決心和舉措。人們也快速地接受了新聞頻道，因為什麼樣的頻道宣傳手段，也不如需求來得更直接和更具體，這個時候的公眾，在恐慌中更是對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這種媒體與受眾快速而透明的互動中，人們了解了疫情防範的要點，家家戶戶打響了防SARS的局部戰爭。一方麵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關節目；另一方麵，我是製片人，要保證《時空連線》、《新聞會客廳》與《中國周刊》的播出與推出；同時，還要平撫好同事們的心理。每天下午四點，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確診病例，大家的內心也恐慌，於是後來，我拿個本，讓大家分析，看誰的選擇最靠近準確的數字，以這種帶遊戲色彩的方式來緩解大家的緊張感；同時，在那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沒戴過口罩，我要讓身邊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種樂觀的信心，雖然回到家裡，自己也會擔心與憂慮。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剛開播的新聞頻道裡，《新聞會客廳》第一次播出，在我們的辦公室，舉行了一個小小的開播儀式。我讓同事寫了四個大字：生於憂患。是的，沒有哪一個欄目沒有哪一個頻道事先想到會是在這樣的日子裡誕生；然而，街上沒有幾個人幾輛車，恰恰說明人們在家中等待著媒體去做媒體該做好的事情。越是憂患，越該是媒體成長的時候，而如果在憂患的時候，媒體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於憂患是一種無奈，卻也正是媒體的天職。當時的中央電視台自身也是危機四伏，人員流動大，二樓新聞播出區無法停頓哪怕一分鐘，再加上我們《東方時空》的一位記者劉洪波已經因感染SARS住院治療，更加讓人擔心。如果我們內部疫情發生，如何隔離？播出不許中斷，播音區內如何工作？人員尤其播音員們都倒下了，怎麼辦？有一天，我碰到新聞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聞聯播》的準備。我們倆都沒笑，其實，誰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壞的局麵，這種情況不是不會出現。連續的工作，讓我們越來越沒有時間恐慌或擔心，這時候的媒體，儘管平日裡還經常被人罵，現在卻被老百姓發自內心地尊重並需要著，而媒體人也真對得起這段日子裡難得的環境自由，他們哪兒有需要去哪兒哪兒有新聞去哪兒，雖然危險，卻也真正找到了一種作為媒體人的尊嚴和成就感。這幾乎是SARS時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還是因欄目開播而留下的，可見，那個時候的人們，並沒有拿起相機的心情。在這張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為了記住那個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後的牆上，正是我提出的四個字——生於憂患。最艱難的時刻就那麼十幾天，這之後，每天下午四點的直播裡，每日新增病例人數開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內，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點。慢慢地，恐慌與擔心進一步減小，社會及生活的秩序開始慢慢恢複。SARS時刻，一段突如其來噩夢一般的日子，即將走到尾聲。而讓人奇怪的是，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樣，悄無聲息地來，製造了一場大亂，而之後在人們的嚴格防控中，又悄無聲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時候，人們還沒太搞清它的底細。或許，這是一種宿命般地對我們的提醒與警告？SARS之戰中，每個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間改變了。人與人之間多了關切與溫暖，每天手機上，都有很多短信傳遞問候與鼓勵。SARS時期，醫患關係沒問題了，醫生都是白衣天使；媒體負責任地報道，不再“娛樂至死”；網上不吵架了，無處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區的住房，都迎來了價格的上漲，因為人們在SARS麵前，意識到返璞歸真親近自然的重要性。但是，隨著SARS戰役的結束，人們的腳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當中特有的問題又一一回歸，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愛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裡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樣轉瞬即逝了。沒辦法，人們都是健忘的，哪怕當初的恐慌是那麼的真實。當年8月份，SARS漸行漸遠，溫家寶作為總理第一次來中央電視台考察工作，他這次主要是為中央電視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來。到台裡之後接見大家，一個小細節讓我印象深刻。當時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們與相關領導和台裡的其他工作人員，排成幾列和總理照相，照相後，他離開凳子要到前方講幾句話，他向前走了幾步，突然停下，回身對原來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說：“來，您先坐我那兒，彆累著，還得講一會兒。”這一個舉動，透露出溫總理的心細。沈力大姐感動地坐下，全場掌聲。在這段講話中，溫家寶總理講到：做一個領導，要冷靜、清醒。隔了一會兒，在中央台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溫總理和電視台的一些員工坦誠互動。聊了沒多久，溫總理就決定，中央電視台新大樓不用進行盛大的開工典禮，“我來了，就是為你們慶祝了，彆浪費了。”聽過這話，現場有掌聲。麵對麵座談時，我本沒打算發言，因為覺得氣氛不一定合適，沒想到，臨結束時，溫總理點了我的名，於是，我也就針對剛結束的SARS之戰，沒太客氣地談了自己的真實想法。“總理剛才談到做一個領導要清醒，但怎樣才能清醒？有人說記者是無冕之王，我個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說法：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的瞭望員，前方海麵上有任何好與不好的信息，都要拿著望遠鏡看到，然後告訴船長和乘客，以便決定這艘大船怎樣航行，如果記者隻報告前方海麵的好消息，而不告訴不好的消息，這艘大船會不會成為泰坦尼克，而領導又怎能做到清醒呢？”看見總理在筆記本上記著，我繼續說。“過去有人擔心，突發事件來了，如果讓媒體報道，會引發社會的恐慌，製造不穩定，但這次SARS的經驗告訴我們，媒體的快速透明報道不僅不是不穩定的因素，反而是穩定的重要因素；同時媒體的透明，也終於讓所有人聯合起來，從政府官員到科學家，從醫務工作者到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聯起手來，共同打贏了這場戰爭。總理您如果有時間，該感謝一下全國的女同胞，是她們每天盯著家人洗手通風，而她們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已經通過媒體了解了防範的要點。”最後這句話帶點兒玩笑的意思，想緩和一下氣氛，接著我又說：“我個人批評一下國務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體要采訪，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聞成舊聞，也錯過了政策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希望能改進。”我講完了，總理笑了。針對最後一點“批評”，總理現場辦公，讓旁邊的國務委員華建敏負責落實，華建敏認真地記了下來。第二天，有人傳話給我：有領導說了，你昨天的發言不錯。一轉眼，當初那場驚心動魄的SARS之戰過去了七年，給人的感覺，就像過去了一個世紀那麼遙遠。人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回歸常態，甚至變本加厲。與SARS有關的各種信息也好像都靜悄悄地消失了。然而人類所遭受的威脅卻並未走遠，一切都有著奇妙的回聲，你不能吃一塹長一智，大自然，仍會懲罰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從西半球來勢洶洶，死了很多人，讓人依稀聞到了當初SARS時的氣息。這個時候，我在想，如果這樣一種危險的疫情，墨西哥將其隱瞞了幾個月之久，最後事態很難控製才公開真相，我們會怎樣看待墨西哥？而幾年之前，我們的確曾這樣做過。慶幸的是，我們吸取了教訓，在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戰中，中國動作之快速有效舉世公認，而我們付出的生命代價也最少。2003年年底，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啟動了全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培訓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場，從第二期開始成為主講老師之一，之後全國各地跑，開始省級新聞發言人培訓的工作。這之後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設立一路快跑。在十七大報告上，更是將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這四個權利，白紙黑字地寫於其中。短短七年的時間，時代發生了重要的轉變，這一切，都源於2003年那場SARS之戰給我們留下的經驗與教訓。餘音：SARS真走了嗎？任何事情，在曆史中發生過，都很難真正消失得無影無蹤，都會留下或長或短的影子。對於後人來說，如何去麵對這影子，總是考驗。2009年秋，我去中國傳媒大學，也就是我的母校，為新聞學院的師弟師妹們講課，結果看到一份翔實的社會調查報告，是三位師弟師妹利用業餘時間搞的，報告關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北京SARS後遺症患者的治療及生活狀況。這是一份很細致的調查，它讓已被大多數人忘記的SARS畫麵再度浮現。更重要的是，將人們幾乎已經不再關注的SARS後遺症人群重新觸目驚心地呈現在社會的麵前。由於當時SARS病毒無法真正摸清底細，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進行治療。這一點，人們無法在今天指責當時的做法，因為遭遇戰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問題是，生命保住了，可由於激素大劑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後，陸續開始被後遺症纏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頭壞死，甚至導致生活再也無法自理。這樣的後遺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們中間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現變故，當初可以共患難，但後遺症帶來的無止境的治療使生活被嚴重拖累，於是，健康的一方選擇離異，對於後遺症患者來說，雪上加霜。平心而論，政府對這批人很照顧，符合標準便提供免費治療，部分人群還得到每年一定數額的補貼。然而，患者們依然感到恐慌與擔心，病情還會不會發展？將來生活不能自理怎麼辦？那些有後遺症可從數據指標上又達不到標準的患者怎麼辦？尤其是：由於種種原因，他們的信息與狀況仿佛被屏蔽掉，社會與公眾不知道他們的狀況，不知道他們的艱難，也無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們根本不存在一樣。師妹把調查報告交給我之後說：“他們（後遺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們。”過了一會兒，又不放心地跑過來，“你會關注他們嗎？”我對師妹說：“你們做了你們該做的事情，接下來該我們去做我們該做的事情了。”一個星期之後，以這份調查報告為基礎的《新聞1+1》播出，相關的采訪與患者的畫麵出現在電視屏幕上，作為評論員，我在節目中說：應當把他們的處境與現狀放到陽光之下，這樣，社會上願意伸出援手的人們才知道他們在哪兒，才會去幫助他們。而政府也該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該社會解決的也交給社會一部分，香港在麵對這樣的後遺症患者時，就采用了社會上設立專門基金的方式來長期持續地幫助他們。節目播出之後，全國眾多媒體紛紛跟進，顯然，人們並不願意遺忘。而這件事也在提醒我們，突發事件來臨的時候，人們往往行動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結束並不意味著要立即劃上休止符，還有很多後續問題需要我們去幫助去繼續救援。我們應當為此提出“後救援”的概念，這樣，才不會出現人一走茶就涼這樣的狀況。其實，SARS的印記並未走遠，除去後遺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離世的人該怎樣麵對，要不要對他們的家人有所撫恤？無論死亡的患者還是白衣天使，家屬的救助工作開展得如何？而當初的患者們，或輕或重，又是否遺留下心理方麵的問題？我們麵對他們，還能夠做些什麼？一個習慣於遺忘的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而麵對一個並不遙遠的SARS之戰，過早地遺忘不僅不該，甚至危險。除去北京，廣東或其他省市自治區的SARS後遺症患者又過得如何？也許有的地區人數不多，甚至隻有一個，但我們是不是也該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隻不過，是中國版的。我們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