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與年輕時相比，總會有一些變化，比如對陽光與溫暖的態度。年輕時，我可能因為來自北方，一向喜歡寒冷的冬天。家鄉的太陽，不管冬天還是夏日，總是充沛，於是，並沒有格外在意。然而年歲增長，發現自己的喜好悄悄在變，對寒冷的喜好，似乎正讓位給溫暖，與此同時，對陽光的期待與喜愛前所未有。每天清晨，打開窗簾，不管冬夏，如果豔陽天，接下來的都是好時光。2010年的春天，卻讓我格外地受打擊，冬天遲遲不去，春天一直遙遠，這幾乎是我在北京遭遇過的最冷的春天，或者說，是最長的一個寒冬。而陽光也格外地吝嗇，一個又一個的清晨，一次又一次拉開窗簾，天空總是灰蒙蒙的，心情，也在這個春天慢慢低落。季節的寒冷也就罷了，生離死彆的打擊卻再次降臨。或許，我們都沒有想到，悲劇可以重來，眼淚居然再落，打擊竟然複製。2001年，我在台灣“9·21”地震的廢墟旁，似乎是用十字架的方式為死難者致哀。沒想到，七年之後，麵臨汶川之痛。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樹發生強震，幾千名同胞的生命轉瞬即逝，此時，距離上海世博會的開幕還有不到二十天時間，中國人，在哀傷中沉默。相信大多數人，都在玉樹地震後，想到了不到兩年前的汶川“5·12”地震，想到了那一段時間自己的心情。2010年的春天，因為玉樹地震，變得更加寒冷，痛徹心扉，而疼痛的感覺，兩年前的體會更加強烈。在這兩年中，兩場大地震，讓每一個中國人不管身處何方，都無處閃躲。其實，我們都是災民，都要一起去麵對那打擊和傷痛。2008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我有兩次近二十天的時間在日本進行采訪和報道，尤其是後一個十天，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媒體稱之為“暖春之旅”，我們的大量評論和報道都在日本進行，忙得不亦樂乎。5月上旬的一天深夜，大約一點至兩點之間，剛剛熟睡的我被“吱吱”的奇怪聲音喚醒，發現自己的床正撞擊著旁邊的牆，“吱吱”的聲音是房門被擠壓時發出的。我知道，地震了。因為上一次製作《岩鬆看日本》時，專門做了一集日本的防震減災專題，做過震級體驗，因此夢醒時，憑著有限的經驗，感覺這次地震不會太大，三級以上，應該不到五級。電話響了，同事打來的：“地震了，趕緊下樓……”我沒有下樓，隻是打開電視，看日本媒體的反應。果真很快，屏幕上已經飛起字幕，東京及周邊地區，不同的震級，一遍又一遍地在屏幕上飛過，與我感覺的震級差不多，由於住在高層樓上，地震那一瞬間，生理及心理感覺都不太妙，但不知為什麼，我不僅沒下樓，還很快睡著了。一夜平靜。而給我打電話的同事們則真的奔下了樓，一夜無眠，散步到天明。那一夜，其實真正緊張的不是我們，而是日方和中方負責胡錦濤主席等中國貴賓安全的人們。胡主席一行也住這棟樓，而且比我們的樓層還要高，憑地震的震級和我的身體感覺，領導們也很可能被地震震醒，而在中國國家元首訪日時發生地震，當然是大事。地震發生後，轉移領導人的準備，就在樓下迅速展開，一切迅速到位。但估計是日本經曆相當規模地震的頻率極高，因此可以快速得出定論：不會再有危險，於是那一夜，中國貴賓並沒有轉移住地。第二天早晨，我們有些擔心，按出訪行程，一天滿滿的，可昨夜的地震，會不會讓領導們很疲憊？一項又一項的議程陸續展開，一切正常，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中午時分，胡主席探望清水芭蕾舞團，出門時，在車裡看到正在旁邊做報道的我，還衝我笑著揮了揮手，我回了一個微笑，感覺，昨夜的地震，看樣真沒影響什麼。一切報道完畢，2008年5月11日晚九點左右，我從日本回到北京。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在日本之行中甚至算不上回憶的一部分。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僅僅一天過後，在中國的四川，會有一場讓全體中國人痛徹心扉的大地震等待著我們。大地震，隔了三十二年之後，在中國，再一次製造了讓人無法忘懷的悲傷。地震的那一瞬間，我還以為，隻是一次微小的晃動由於頭一天晚上剛剛結束前後兩次長達二十多天的日本采訪報道，按計劃，我準備休息幾天。12日上午我飛赴雲南，去參加一個與當地青年有關的交流活動，借機也調整一下自己，否則身心俱疲。在我們電視台，一直流傳著一句話：“計劃沒有變化快，變化沒有電話快。”用以形容傳媒人習慣麵臨的改變和總是突發的新選題，然而這一次，突如其來的，不是電話，而是大自然的變臉。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正好在昆明飛機場候機樓，那一瞬間，我有明顯的震感，然而強度，和幾天前在日本夜裡所經曆的那一次差不多，甚至更弱一些。當時，我沒覺得怎樣，隻和身邊的人說：“像是地震，但沒事，震級不大。”當時的昆明機場，許多人也隻是一瞬間小小的猜疑，臉上很快恢複了放鬆的笑容。中國人不像日本人，絕大多數，對地震沒有太多感覺，過去了，沒什麼危險，也就覺得有趣罷了。然而過後不久，人群中似乎彌漫起一種不對勁兒的情緒來，開始僅僅以為是雲南經曆了小地震的人們，通過手機等方式，陸續明白，真正的地震並不是發生在雲南。最早，大家都與北京的朋友聯係，知道北京震感強烈，因此，以為那裡是震中。這麼一想，就有些可怕了，那麼靠北的地方，地震之後會讓昆明有明顯的震感，那會是多大的地震！可透過電話，北京又似乎沒有太大的問題，那麼，是哪兒出了問題？很快，機場的電視被鎖定在央視新聞頻道，也真的很快，屏幕上開始播放：四川發生了大地震！情況還不明，但通信已中斷……從這一時刻起，眼睛就很難再從屏幕上移開，陸續地，在屏幕上，前方傳來片段的消息：地震局的發布會，總理要去四川……一切的信息組合在一起，我明白：奧運前的中國，真的來了大事情，幾乎可以肯定，是一場悲劇，人類的悲劇。一邊看著新聞頻道的直播，我同時又在隔一會兒搜一下四川台，地震發生後的幾個小時內，四川台一直在正常播出，與地震有關的新聞雖有，可還不多，晚上還有電視劇，這樣的畫麵甚至讓我心生希望：眾人的擔心不過隻是擔心，實際的情況沒那麼嚴重？而與此同時，我也在給我的同事發信息、打電話，其中一個意思是：災情的詳細信息我們還不掌握，隨時會有變化，要關注已經確定的事實，提醒演播室的主播們，不要輕易下結論，尤其在傷亡人數上，這一定是一個動態變化的數據。第二天一早，原定的與當地青年的交流活動一開始，我提議現場的青少年，集體起立為四川地震中的遇難者默哀一分鐘。我不知道，這一分鐘的默哀是不是汶川地震發生後的第一個，但我清醒地記得，當時我對在場的青少年表達了我的擔心和希望：但願傷亡不要超過千人！其實當時，我自己，都已經不敢相信自己的期望了。交流完畢，其他全部的後續活動取消，我已經歸心似箭，當天就回到了北京，開始了當時還沒有想到的長達一個多月的地震報道。直播開始後，我一直在想的是：抗震救災，媒體能做什麼，該做什麼？13日深夜，我進入了直播演播室，麵對的還是不全麵的信息，救人是最主要的使命。這時候，記者大部分到達四川，然而一些重災區，彆說記者，連部隊都無法到達。因此，任何來自前方的信息，都是寶貴的，也都是電視機前觀眾急切想知道的。那個時刻，作為直播的主持人，我已經清晰地感受到電視機前的觀眾有多少，即使深夜，關注都不會減少。14日淩晨，當我結束了一個段落的直播，打開手機之後，一個快速顯示的數字證明了觀眾的痛苦關切，我的手機上，接到幾百個短信，這些短信雖然內容各異，然而撲麵而來的悲傷與焦急卻輕易地就能讓人感受得到。而第二天，也就是15日淩晨結束直播之後，短信的量達到了高峰。這種情況，在我十多年的直播經曆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我知道，手機的另一邊，是一個又一個關注者，他們發送的已不是短信，而是焦慮及想到現場救援卻不能的無奈與痛苦。在14日晚上的直播開始前，我認真地思考了很久，這個九*九*藏*書*網時候，媒體該做什麼，能做什麼。我的答案是：在悲傷與加油的情感表達中，必須去推動和幫助整個救災更有效率地向更正確的方向行進。悲傷中，如果也能給理性一點空間，我們的損失或許會更少。14日晚上，直播的前半段，演播室嘉賓是民政部救災司司長王振耀，在與他的訪談中，我也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這次救災不會是短期的攻堅，恐怕將是長期的挑戰，要做好準備；第二，絕不是靠政府就能完成，要讓民間組織和NGO有發揮能力的空間；第三，要注重因地震而出現的殘疾人以及老年人和孤兒的救助，同時心理救助一定要儘早上馬。這幾個想法迅速得到在場的王司長的同意和支持，他在要離開演播室時，說了這樣的一番話：我們的很多信息甚至是從你們的直播中來的，它對我們的決策和判斷非常重要，謝謝你們……麵對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災難，這一次，從一開始，就沒有想過藏、躲、瞞，而是快速透明地讓媒體參與其中，並且不止是中國媒體，還包括世界各地的媒體，這是一種進步。在巨大的悲情與苦難中，中國，堅定地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救命，需要常識；救災，需要“生死不離”災區的很多地方，最初道路與通信中斷，形成孤島，連軍隊都無法迅速進入，自救便成為很多孤島中人們的選擇。這次地震被命名為汶川地震，偏偏汶川就是最初的孤島之一，外界無法聯絡，於是，在人們心中，那裡一定情況危急，因此，注意力、關注度、打通道路的迫切性都更高；而實際上，北川才是所有縣城甚至是整個大地震中損失最為慘重的地區。由於人們無法及時作出正確的判斷，北川的人們隻好大量依靠自救來應對最初的慘況。在頭幾天的直播中，透過現場的信息，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自救的行為大量存在，很多都隻是出於本能而非專業；同時，大量的誌願者甚至奔赴災區的一些子弟兵，也普遍缺乏足夠的救援和救人的相關常識。而如果常識缺乏，有時，會使被救援的人致殘或者出現生命危險。因此，在頭兩天的直播中，我向不知在哪裡的醫學專家們求助，誰有通俗易懂的急救常識，越短越好，越容易操作越好，越在災區用得著越好。當我第一次在直播中發出這樣的呼籲之後，僅僅十幾分鐘時間，我利用放一個片子的機會來看手機，上麵已經收到中國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淩峰發來的僅僅十句卻非常重要的順口溜，將急救常識蘊含其中。我迅速將短信交給同事，幾分鐘之後，這個順口溜被我們連字幕帶口播播出了很多遍。第二天一早，《解放軍報》也迅速刊登了這個急救常識順口溜，常識以多種方式進入災區。也許它不能立即讓太多災區用得著的人知道，但一傳十、十傳百，是一個重要的提醒。之後的幾天，我們圍繞救急、防疫與災後心理支持等層麵，充分強調常識的重要性。武警總醫院急救中心主任王立祥、北京醫院心理專家陶然，多次進入我們的演播室，用簡短卻通俗易懂的方式，提供不同救援狀況下人們需要的相關常識。幾天的直播中，我們已經意識到屏幕前觀眾的痛苦，和由此而產生的焦慮與心理問題。很多的觀眾天天盯著地震的直播，那些情節與畫麵，又時常讓他們淚流滿麵，甚至不看屏幕都會讓自己有負疚感。考慮到這種狀況，我做電視這麼多年，第一次在直播中強調：請觀眾不要長期看電視，看一段時間要休息一段時間，否則誰也扛不住。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我們才可以為災區做更多。這時的國人已經完全投入到救災的進程，隻不過方式不同而已。有的到災區用手用身體儘一己之力，更多的在災區之外，用心用淚水為之祈福，可能也正是這樣一種共患難的民族特性，使一首歌《生死不離》迅速地擊中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14日早上我起床，打開手機，眾多短信中，有一首王平久發來的詩，名字叫《生死不離》。王平久是奧組委大型活動部的一個主力乾將，由於北京奧運會的幾乎所有大型儀式，比如口號發布、吉祥物揭曉、火炬起跑等等，我都參與主持，因此，與奧組委中具體負責此事的王平久打了多年交道。這一次，這個一向以拚命三郎狀態工作的王平久，看到了頭一天晚上我主持的直播，快速地創作了這首詩《生死不離》，來釋放自己內心的痛苦。早上看到這首詩，我在給我夫人念的時候，就已經淚流滿麵，我的眼淚告訴我：這是好東西。晚上直播時，這首詩已經被印在一個紙板上，當我拿起它，要念的時候，有些控製不住想哭的衝動。雖然我早就告訴自己，悲傷的麵前，一個新聞主持人要忍住淚水，但是，真的很難。我隻好麵對觀眾先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希望我可以不哭著把它念完。這句話暗示並幫助了自己，我做到了，沒有流淚將它全部念完，並征集作曲。然而電視機前的很多觀眾卻無法控製淚水，一夜之間，《生死不離》不脛而走，當晚的直播結束之後，我接到了很多的短信和電話，有要為它譜曲的，有要在重要場合朗誦的，有要做公益短片的。當夜，曲子已經譜成，很快，成龍和譚晶都克服諸種困難無條件地快速走進錄音棚，二十四個小時過後，在我們的直播中，《生死不離》這首歌已經播出。之後的幾個月裡，成為陪伴中國人度過那段艱難時日的主要旋律。僅僅這一個旋律，就有成龍、譚晶、孫楠三個版本，而另外的作曲，還有師鵬等版本。在整個抗震救災期間，《生死不離》成為最重要也是傳唱最廣的一首歌，相信很久以後，隻要這首歌的旋律輕輕響起，人們就會迅速地將思維與記憶帶回那段特殊的黑白畫麵的日子裡。這，便是一首歌的力量。不幸的是，剛剛過去不到兩年，這首歌又再度為玉樹響起。所以，該謝謝平久，讓我們悲傷的時刻有真誠的歌聲陪伴，共同走過了最難熬的日子。16日，我們還在直播時，接到任務，中央電視台要在18日晚上直播一台《愛的奉獻》大型賑災晚會。顯然，這是一個快速製定的方案，甚至到了17日，來多少人，播多長時間，什麼節目順序，依然有太多未知數。在我的印象中，這樣的事情，以前有過一次，就是1998年中國南北都出現大洪水的時刻，在決定荊州是否分洪的那個夜晚，中央電視台直播了一台大型賑災晚會。這個時候，沒人去說難度與不容易。其實，誰都知道，這個時候，並不需要一台藝術上無懈可擊、專業上完美無缺的晚會，而隻需要一個真情流露的舞台，用幾個小時的時間，去傳遞一個理念：災難麵前，我們在一起，生死不離。這時，作為主持人，自然要麵臨一個挑戰：采訪來自災區的嘉賓。他們有的正承擔著失去親人的痛苦，有的驚魂未定，似乎這種時候我們不該去打擾他們，但作為一台要讓更多國人以各種方式投身到賑災隊伍中來的晚會，我們又不得不這樣做。下午彩排的時候，我知道我要采訪美麗的警花蔣敏，在地震中，她失去了女兒和母親，卻依然堅守在工作第一線。下午我和她見了麵，簡單卻用心地聊了一會兒，沒觸碰她的傷疤，但是我感覺到她的身體狀況不太好。於是，為了保護她，我和導演提出，可不可以讓蔣敏這一段就不彩排了，免得讓她難過兩次，晚上一次通過吧！這當然是一個冒險的決定，但是，導演與領導們爽快地答應了。我回來告訴蔣敏，回去休息吧，你屬猴，我也屬猴，大你一輪，我做你的大哥吧，晚上大哥跟你一起上台。晚上的直播，氣氛無法言說，在後台與觀眾席，淚水與抽泣聲不斷，作為主持人，我們穿行在眼淚中，又必須控製內心的情感。有時，隻有自己才知道，這有多難。到了蔣敏的段落，我和她一起上台，然而，當她站到台上，我就感覺到她的悲傷與脆弱，她輕得像一片葉子，隨時都會被風吹走。我隻好緊抱住她的肩膀，抓起她的一隻手，讓她有一個支撐。問完兩個問題，我就決定放棄後兩個問題，這時候，痛苦而無力支撐的不僅是她，還包括我。“不說了，我們不說了。”蔣敏簡單的講述以及她的痛苦瞬間打動了太多的人，一片淚光映襯的掌聲中，我迅速地結束了訪談，幾乎是抱著她，將她送到後台。而一到後台，我把她交到同事手裡，自己便再也無法控製，跑到轉角，蹲在地上開始號啕痛哭。就在我剛剛準備徹底釋放一下情緒的時候，當時的文藝中心主任朱彤快速走過來，他當然看到了我的淚水，但並沒有勸慰，隻是簡單一句話：小白琳的父親找到了，你馬上核實一下情況，準備上台……說完他轉身離開。還記得汶川地震中那個“敬禮娃娃”嗎？他被救出後，躺在擔架上不忘向解放軍叔叔敬禮的畫麵，成為黑色記憶中，一個讓人感動的亮色。在《愛的奉獻》賑災晚會舞台，救他的解放軍叔叔來了，他的父母也抱著他來了，原來，敬禮娃蛙的父親是警察，這讓他從小就學會了敬禮。一句話止住了我的淚水，為此我永遠感謝他。恐怕在當時，這才是最有效的勸慰。原來，剛才在台上接受過采訪的女學生小白琳，告訴觀眾她與父親失散，至今父親生死未卜，而在災區，在一個派出所的臨時安置點，乾警與小白琳的父親都在看電視。看到小白琳尋找父親，派出所的同誌馬上打來電話，告訴小白琳，父親安全，放心。這是一個好消息，不僅對於小白琳，而且對電視機前的所有觀眾都是一個巨大的安慰，更是一種信心。大悲之中的我，必須馬上定下心神，迅速和小白琳帶著喜訊上台。在台上，激動的白琳淚流滿麵，然而頭腦卻十分清醒，她也在抖，不過是激動，為了平息她的抖動與情感，也為了抑製自己的淚水，在一手拿話筒一手抱著她肩膀騰不出手的情況下，我隻能用頭輕輕撞著她的頭，告訴她：我們在一起。流著淚的小白琳在這一段落的最後，對遠在災區的父親說：去做誌願者，去幫助更多的人，去感恩……這就是直播，在生活中不用編寫而自帶精華的劇本，永遠好過閉門造車的精心撰稿。兩三天的時間準備的一台賑災晚會取得了最大的效果，絕不僅僅是破紀錄的十五億募捐額所能體現出的。更重要的是，接下來，讓更多的人把四川當做家鄉，把遠方當做近鄰，更大規模地愛如潮水。而這台晚會的快速播出，也有另外的價值——再不做就晚了。從第二天起，連續三天全國哀悼日，共和國的國旗第一次為普通國民的生命而降下，除去哭聲與哀樂的聲音，就隻有我們共同的心跳，晚會在這樣的日子裡已不再合適。兩年之後，我們為玉樹又舉辦了一個類似的賑災晚會，募捐額更是超過二十個億，這個驚人數字的背後，也有著兩年前那台賑災晚會所打下的基礎。過後不久，因為甘肅舟曲的災難，國旗第三次為逝去的國民降下，人被大寫了！地震直播的壓力當然很大，因為觀眾們因痛苦而選擇拒絕寬容……剛開始每日直播時，心理上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壓力主要來自於這種痛苦與未知，然而隨著直播繼續以及觀眾們期望值提高，壓力增大且變複雜了。這時的壓力，絕不僅僅是日複一日體力上的要求，以及情況不明並且隨時會有意外的直播要求，而且還有來自精神上的壓力。地震發生後的十來天裡，人們的痛苦，轉化為對電視直播的強烈關注，這種關注之中，含有一種因痛苦而產生的絕不寬容的情緒。按理說，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更何況是充滿變數而又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直播，再加上有很多年輕的記者缺乏直播經驗。但是口誤或容易引起誤解的話語往往使記者在局部時間裡，成為被攻擊的對象，甚至是猛烈攻擊的對象。比如直播剛開始不久，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就迅速成為被攻擊的靶子和人肉搜索的對象，其中一個理由，是她回賓館做連線報道，人們無法容忍。但其實，在當時的災區，通信極不穩定，尤其手機連線很不靠譜，一般都要求記者去找固定電話進行連線直播。然而觀眾不管這些，再加上記者缺乏經驗，並沒有交代此中原因，於是直播結束後，她被“千夫所指”，之後，辛辛苦苦的她，隻能在輿論的壓力下從屏幕上離開，專注於鏡頭外的工作。想想看，她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姑娘，記得當時張羽和我都替並不認識的她解釋了一下原因，也因此招來罵聲一片。類似這樣的事情多了，更加重了參與報道的記者與主持人們的心理壓力，任何一個小小的疏忽與口誤，都可能立即被定性為沒有同情心或者不是有愛之人。麵對這種壓力，你無法抱怨觀眾，或許觀眾也是通過這種放大敏感度擴大苛刻度的方式，表達著自己對災區的深度關切。雖然，這苛刻有些過分，但必須理解，必須麵對。到了三天全國哀悼日的時候，這種壓力更達到了極致，每個人都繃緊了弦兒，生怕說錯話，表錯情。不過，我那個時候安慰緊張的同事：“彆擔心，相信自己的內心情感，這是真的存在。相由心生，心裡有真情，臉上的表情與語言表達一定是對的……”我是這樣對彆人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不怕出錯才會不出錯少出錯，越怕出錯反而越出錯，這已經是直播中的金科玉律。大地震的直播，同樣如此。到了直播的後期，氣氛依然是壓抑的，然而悲傷中的四川人，已經率先展現出自己特有的樂觀主義的悲壯感，一個又一個順口溜及相關的場景，都在向我們展現著四川人的這一麵。當初美國“9·11”之後，沒隔多少日子，在一片悲情之中，紐約市長朱利亞尼說過這樣一句話：當我們身邊出現第一個再次講起笑話的人，那一刻，這個城市就將慢慢地再度站起。在四川災區，這樣感人的“笑話”其實沒幾天就開始以手機短信的形式流傳，其中有一個很經典。由於當時有很多外國救援隊參與救援，一位大娘在被俄羅斯救援隊救出之後，看著金發碧眼的洋人，說了一句：龜兒子，這地震好凶啊，都把我震到了國外！聽到這個有待證實但真實反映四川人性格的故事後，我決定，在直播中把它講出去。在哀悼日過去兩天後，我真的這樣做了，包括“龜兒子”這三個字，也在直播中說了出去。講述這個情節，是為了向英雄的四川人致敬，他們在災難麵前不僅有悲情，還有忍受、擔當與一種讓人驚訝的樂觀。人們似乎都讀懂了這個笑話以及我講述這個笑話的用意和敬意，幾乎沒有人罵我，反而第二天很多網絡都放大並轉載了這個笑話段落。顯然，大家不約而同，也開始選擇更多元地展現災區性格的豐富性，並不因敏感或壓力巨大而隻是選擇悲情。生命與生機，在慢慢地複蘇之中。作為一個記者，當然希望能快速到達災區參與報道，並不是在演播室裡直播不重要，恰恰相反，演播室裡的主持很重要，對方向的判斷，對細節的把握，對價值觀的認定，對災區百姓與觀眾內心的理解與撫慰，都需要認真落實。然而，在北京，在每天的忙碌與壓力及情感的煎熬之中，總似乎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負疚感，好像感覺隻有快速到達現場，才算是身體力行地做了一些什麼，內心那一直沉甸甸的東西才可能稍稍移開。屢屢提出申請，三天哀悼日結束，又是兩天的直播後，我們《新聞1+1》團隊去前方直播《災區觀察》係列節目的計劃終於獲得批準。我頭一天晚上在北京直播到後半夜，第二天早上和同事直飛四川綿陽。到達後，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坐直升機上唐家山堰塞湖導流明渠的工地。我去的頭一天，救援中發生了一起直升機墜機事故，駕駛員與機組人員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達的當天，台裡下達命令，不許再坐直升機。然而我隻能違規。道理很簡單，山頂施工的官兵當晚將全部撤離，之後可能實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隱患，而我將乘坐的這架直升機，就是去接山頂上的總指揮和施工官兵的，如果錯過，這一新聞時刻可能永遠不會再有。所以違規是必然的。到達機場，即將登上直升機前，要說內心不緊張，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當直升機騰空而起後，緊張感瞬間消失，並不是我有多堅強，而是從高空中看到的災區慘景，立即喚起了你作為新聞人的全部職業敏感，我們的報道與拍攝已經在飛行中同步開始。到處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飛行的過程中，有一個細節畫麵更因戲劇化的構成而凸顯著災難的無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盤山公路上，有一輛巨大的卡車停在途中，前方是山體滑坡被斷了路，後方也是山體滑坡斷了路，兩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間，僅餘二三十米的路，那輛保存完好的卡車就停在那裡。看著這場景，立即會想，地震發生的那一瞬間，前後的車輛都被吞沒，這輛車幸運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穀，前望後望再無路，那司機該是怎樣先慶幸而過後又絕望？而他此後又是怎樣逃生的？來不及想出答案，直升機到目的地，在那狹小的空間裡，我隻有四十分鐘的時間。我快速地用身高丈量了導流明渠，用鼻子體會著多日沒洗澡一直緊張施工的官兵們的味道，用提問尋找堰塞湖的危險與挑戰，然後用語言向觀眾報道這有可能消失的現場。也從此，開始了我們深入災區的征程。與平日的報道比起來，在災區，每天的心都是緊的，而同時，精神壓力與體力消耗都不同於以往。我們幾乎每天都是兩頓飯，一頓出發前的早飯，一頓一天采訪全部結束之後的飯，時間一般是下午四點到八點之間。一來早采訪完可以為當晚的直播節省出更多的準備時間，二來你幾乎不能忍心在災區被采訪者那兒吃飯。而如果出去找午飯，依當時的交通條件，耗時不說還不一定找得著。記得采訪北川臨時縣委駐地時，縣委書記請我們中午吃方便麵，這在當時算是大餐，我們當然拒絕了。但這些都不算什麼，關鍵是每天采訪中情感與內心的衝擊與起伏太大，這才是真正難熬的一種痛苦。在綿陽體育館采訪時，見到了一對五六十歲的老夫婦，他們抱著不到一歲的孫子住在臨時帳篷裡。和他們一聊才知道，地震那一天，他們祖孫三人，加上兒子兒媳，一起去醫院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孫子看病。看完病之後，兒子兒媳讓老兩口兒抱著孫子到院子裡等，小兩口兒去樓裡交費，這一瞬間，地震發生了，兒子兒媳被倒塌的大樓掩埋，再也沒出來，而在院子裡的爺爺奶奶和孫子幸免於難。一個簡單的等待，就變成白發人送黑發人；更艱難的是，這對老夫婦又要擔當起父母的角色來，爺爺說：過些日子穩定了，要出去打工掙錢，否則，一家三口，吃什麼？我正在看的是一麵“尋人牆”，這麵牆位於安置災民的綿陽九州體育館大門旁。大地震，讓很多家庭支離破碎，人們懷著殘破的希望，貼出一張又一張尋人啟事，願意相信親人還活著，隻是暫時失散而已。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夠如願呢？看到這一麵又一麵的“尋人牆”，每個人都會動容。在采訪參加救援的消防隊員時，一位年輕的消防隊員對我說，一個小女孩，他頭一天救出了上半身，第二天救出了下半身，他知道這樣做沒有意義，卻是對小女孩父母的一個交代，而這仿佛沒有意義的救助，也讓他要冒同樣的危險。這樣的故事，在救援中有很多。北川，早已封城，於是也一直沒有攝像機與記者進入封城後的北川老縣城。經過爭取，那一天，由於北川縣委書記要陪同建設部副部長進入老縣城，為將來的地震博物館做準備，我們得以進入北川跟隨拍攝。然而，這絕對是一次永遠不願意再回首的行程。經過嚴格的消毒防疫，我們進入了北川縣城，從入口處的高處向下看北川，山體的巨大滑坡，向前移動了幾百米，使原來依山而建的很多縣城建築一瞬間被掩埋，而當時生活與工作在其中的太多北川人，也幾乎是一瞬間失去了生命。相比他們，在老縣城其他倒塌建築下遇難的同胞，也許經曆了更為痛苦的掙紮。生前的家鄉，卻就這樣，成為他們永遠的墓地。采訪結束後，被采訪者的車隊離開了老縣城，空曠的廢墟中隻剩下我們。四周寂靜無聲，鼻子裡聞到的都是刺鼻的消毒水味道，而周圍，倒塌的房屋裡，依稀可見曾經的生活氣息。比如半麵牆上，還懸掛著一對夫婦的結婚照，也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裡？還偶爾有些狗在寂靜的廢墟中靜靜地站著，不叫，不知是不是還在等候著主人的歸來……當我們完成采訪，離開老縣城不遠，公路上方掛著一幅代表過去北川人熱情的標語牌——歡迎再到北川來——看到這幾個大字，回想起剛才寂靜而憂傷的畫麵，我鼻子一酸，停下車來。我們攝製組默默地以這個標語牌為背景照了幾張照片，這是在災區報道中，我唯一主動要求的留影，隻為記住當時自己的允諾，不管將來新北川在哪裡，我要再來！一個又一個這樣的細節衝擊著我們，也在被我們報道之後，衝擊著觀眾；然而災區的采訪，也注定有一些衝擊隻能停留在我們的記憶中。在去德陽市漢旺鎮的大企業東汽采訪時，原本應當從正門進，但最後卻走了側門，原因是我們去時，由於東汽中學學生在地震中傷亡慘重，他們的親屬悲痛之外也有太多的憤怒，於是，這一天聚集在企業大門口，靜坐討說法。我不知道，正在建設中的新北川，還會不會有這麵牌子，當然，有的話，也不會在原地。但是，在中國，見到那麼多客套話一般的類似招牌，卻隻有這一個讓人難忘。雙手合十的動作既是祈福更是許願吧：當然要再去看看新北川！采訪了廠裡之後，我們去了漢旺鎮的一所小學，這也是地震中傷亡慘重的一所學校，我們到那裡一看，學校已經夷為平地，僅剩下一座大門和傳達室，上麵被家長們貼滿了孩子的照片和紀念的話語。大門之外不遠，有很多的家長每天像上班一樣，定點來到這裡，也不鬨，也沒什麼動作，靜靜地一坐就是一天，一是陪陪走遠了的孩子，二是與同病相憐的家長們在一起，哪怕互相不怎麼說話，痛苦也似乎能減輕一些。後來，我們也去了都江堰的聚源中學，的確如人們所講的那樣，周圍的樓房情況還湊和，但聚源中學卻成了一片孤獨的廢墟，傷亡情況可想而知。在現場，我沒有見到家長，而是見到了很多負責警戒保安的警察，他們大多數來自外地，儘責儘職地守護著。看過這樣的學校，我很能理解家長與批評者的心情，換成誰不憤怒都很難。雖然這其中也許會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他單位或部門的樓房也有的同樣如此，然而學校畢竟更讓人揪心。如果早在校舍修建時，各個相關環節真的把教育樹人當百年大計，把孩子當國家未來的棟梁，今天的損失也許會小很多。在當時的報道中，我們還無法全麵表達，但敲響警鐘卻是必然的。正是看到了幾所學校這樣的場景，在采訪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以及後來的相關被采訪者時，我一再追問的是將來災區學校的質量如何保證以及現如今其他地區學校的質量檢查問題，得到肯定的答複，才肯轉移到下一個問題。隻要有大片的空地，就會有大片的帳篷，這是災區的慣常景象。而照片中的這一片帳篷，是當時已經開始上課的帳篷學校，它也坐落在安置災民的九州體育館空場之內。孩子們的讀書聲，在大人聽來，是最好的心理慰藉。經過近十天的采訪與報道，我們結束了災區的工作。那天早上，兩個多小時的飛行之後，我們回到了北京，剛剛走下飛機走進機場，我突然生出了一種強烈的陌生感和距離感。周圍陽光燦爛，人群熙熙攘攘，空氣中彌漫著平和與安詳，再聞不到消毒水的味道，也再看不到滿目瘡痍。這一瞬間，我有著很強的不適應，不過，我也告訴自己：我將一次又一次地再回四川……災難中，我們要學到什麼？兩年後，我們又承擔了玉樹之痛和舟曲之痛。災難中，除去眼淚，我們還學到了什麼？學校更安全了嗎？家長們可以放心了嗎？事後的救助做得不錯，可事前的預防與教育，可以做得更好嗎？是否還打算隻買棺材不買藥？人們還打算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手畫腳地逼捐嗎？還會嫌這個捐得少那個捐得少嗎？會不會在逼捐的壓力下，其他的人或企業開始把救災變成作秀？背後牆上的“1+1”，可不是在說《新聞1+1》，而是幫助災區進行心理救援的“心聯1+1”公益行動。2008年6月5日，我在四川溫江，和從災區走出來、集中準備高考的學生們進行了一次麵對麵交流。孩子們臉上，有淚，心中，有傷，我作為一個大哥哥，給他們講了自己八歲時父親去世，母親用五十多塊錢帶著我們哥兒倆重新讓一個小家站起來的過程。講完這些，孩子們覺得“白大哥是自己人”。而“心聯1+1”行動，至今仍在災區繼續。愛如潮水來得快，可退潮會不會也很快？政府正在進步，可真的開始給民間慈善機構成長和壯大的空間了嗎？會不會因為提供了捐助，就還想捐出道德，指手畫腳地提醒災區人民該乾什麼不該乾什麼？其實災區人民有權按自己的想法生活，甚至是不一定正確的生活……無論四川災區還是更遠的玉樹或甘肅舟曲，關注並幫助，都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時間，我們會一直跟隨嗎？廢墟會越來越少，新的建築會拔地而起，可內心的廢墟，我們又該怎樣去幫助重建呢？畢竟災後重建，不是蓋房子這樣簡單。……還有太多的問號，該如餘震一樣停留在心裡，若做不好，我們還都是災民。苦難，沒有過去。